“大都督意欲行‘商税’乎？”李仁沉默许久之后，以不确定的语气问出自己所想。
冯宝不答，仅微一颔首。
李仁当即懂了，亦轻轻点了点头。
片刻后，李仁道：“兹事体大，老夫需三思而行。”
“无妨。”冯宝接着道：“大军所需用度甚急，作坊不日开设，且按乡里规制向朝廷缴纳‘商税’，然——此事恐与地方无关。”
李仁瞬间听懂了，急忙张口道：“大都督莫急，万事皆可相商。”
李仁是真的“急了”。
通过朝廷邸报，各地官员大多知晓“新商税”之详情，只是由于商业活动的不发达，因此无人响应。
可是“广州”有所不同，由于是海港城市，与海外各番邦一直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商业活动远胜内地。一直以来，对各种贸易形式的税收都是以“船税”和“码头费”来收取，手段极其简单粗放，以至于此类贸易产生的利润，几乎九成以上被地方豪门给瓜分了。只因海上贸易风险巨大，地方官府明知此中漏洞甚多，也难以按照实际发生征缴税收，真要是那么干的话，激起“民变”，当属必然。因此，李仁从来没有考虑过“新商税”有实施的那一天。
但是，“卫岗乡”通过开办作坊，从而富甲一方，此事在官场上，几乎无人不知。
冶铁、酿酒等作坊，可谓日进斗金，如若按照冯宝所说，在“广州”办作坊，但“商税”从“卫岗乡”缴纳的话，地方上那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在李仁看来，如何能行？只是，冯宝以“军需物资”的名义，地方官府还真就无权干涉。
不过，冯宝话里有一个漏洞，李仁察觉到，且说了出来：“本地之作坊，以贵乡之名义向朝廷缴税，老夫从未闻有此先例，似乎于法无据。”
“李刺史有所不知，‘冶铁’、‘水泥’等作坊之最大份子所有者，为‘皇家学堂’，故陛下曾有口谕，凡在外新办作坊，需在乡里缴税，此乃朝堂上下之共识。”始终没有开口的王福来，此刻接话言道：“冯都督不过秉承陛下旨意办事，并无怠慢地方。”
“王公公所言极是。”贺兰敏之也跟着道：“学堂所入乃进‘内府’也，宫中开支大多由此支应，然朝廷那一份亦不可少，唯如此矣。”
一个是皇后的亲侄子，另一个是宫中大总管，他们的话，某种程度上就是代表了皇帝，不管皇帝本人到底有没有过上述意思，但无法验证却是不争事实。
那么，怎样选择？或者说如何取舍？便摆在了刺史李仁面前。
这是一道真心难做的选择题！
李仁反复权衡利弊，依然难以决断。
最后还是冯宝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刺史府”出面，召集本地世家豪门大户，一起商议定夺。
李仁闻言，欣然应允。
次日，冯宝一行回转“水师大营”，独留房元昭在城中。
五日后，凡是“广州”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一齐应邀步入“刺史府衙”。
面对近百“大人物”，房元昭侃侃而谈——从作坊产生的巨大收益说起，再到各家合建作坊以共同获利，并明确告诉他们，作坊自身产出，足以覆盖各家其余家业多缴纳之税收。
可是有人却问：“即便作坊收益能够弥补，那也只是增减相抵，各家并无实得之利，此又何解？”
房元昭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们，答案在“海外”。
只要实施“新商税”，“大唐水师”将负责荡平“海上流寇”，必要时，可直接出兵番邦，以维护“大唐海客利益”。
房元昭那可是代表“水师都督府”，他所说的话，等同于“大唐水师宣言”！
要知道，这可是大唐军方第一次就保护“唐人番外利益”做出的正式表态，可谓石破天惊！令所有世家豪门乃至普通商贾无不感到匪夷所思。然震惊之余，却又是欣喜若狂。无他，只因在“水师”的保护下，“商船”能够走得更远，且无惧蛮夷武力。
要知道，“广州”濒海，几乎所有世家豪门与大商贾都不同程度的参与“海外物资交易”，个中利益之大，每家皆知。只因一直以来的巨大风险，遏制进一步扩展的念头，如今，“大唐水师”正式入场，也就代表了未来拥有的无限可能。
相比较之下，自家一亩二分地产出的那点税收，在“海外货物交易”当中，根本不值一提。
既如此，支持“新商税”，好像也不是太难的选择。
将该说的全都说清楚以后，房元昭即于第二天一早启程返回“水师大营”，仅在临行前，委托“馆驿驿丞”给“刺史府”捎了一句话：“大都督期望尽快能有结果。”
“水师大营”内外，一队队军卒喊着口号在奔跑，也有在校场上进行队列以及器械辅助下的各种操练。
对于如火如荼的操练场景，房元昭早已习惯，眼光基本未做停留，仅扫视一眼而已。然等到一个“百人队”从自己面前跑过，他发现一个低矮的身影，正迎面走来。
明崇俨，应当是“水师大营”里最特殊的存在。相比较狄萱萱几乎不出营帐的情形，他倒是常常在营中溜达。
房元昭发现，自己的小师弟今天有些不同，其并非独自转悠，而是一手执炭笔，一手拿着画板，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在写写画画，而身后还跟着一名亲兵，提着一个包袱，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小俨，汝在作甚？”房元昭主动上前询问道。
“师兄回来了啊。”明崇俨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接着道：“吾在计算军卒操练时，不同个体应当受及的量。”
如果换做其他人，恐怕根本就听不懂明崇俨在说些什么，但房元昭却能够听懂自己小师弟的意思，便随口问了一句：“师父安排的？”
“非也。”明崇俨摇首言道：“吾拜读刘教官所定《操典》，见过于含糊，便请教恩师，师父却说‘人与人不相同，能因人而异固然最好，军中人数多，不可实施，分类而定，方位首选’，吾以为师父所言‘善也’，故闲暇时自行计数，而后可分类定数。”
按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刘愣子制定的操练规则太笼统了，是面向全军的一个统一标准，但是军卒之间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有人力气大，有人更灵活，所以，统一标准操练下，不同项目当中会出现有些士兵完成太轻松，其他人又觉得太累的情况。而明崇俨发现这种情况后，在冯宝大致的解说之下，他决定自己做一下“统计”，然后再根据“统计数据”，将军卒根据身体素质不同，进行分类，再按不同类别进行操练。
应当说，明崇俨的这个想法已经超越了这个时代，很有些“科学”的意味。
房元昭仔细想了一下明崇俨所说，心下大为震惊，终于明白了其缘何能够成为师父的“正式弟子”，单就此番设想，已是远非寻常人可比，更不用说亲自而为了。
房元昭没有过多打扰，简单聊了几句便离去，他还得向冯宝禀报呢。
冯宝静静地听完房元昭叙说“刺史府”商议情形以后，只说了一句话：“若十日内无确切消息，元昭，自行安排便是。”
结果，仅过七日，“广州刺史府衙”正式行文“水师大营”，称：“‘广州府’已上书朝廷，请准实行‘新商税’，还望冯都督遣得力人手相助。”
于是，房元昭、杜风二人，受命入城，协助“广州刺史府衙”制定“新商税实施细则”以及敲定各家作坊开设事宜。
同一日，由明崇俨补充完善后新的《操典》，交到冯宝手中，他仔细阅看后，很是满意，当场决定——交付刊印，下发全军。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水师”操练更有成效，而在城内，除涉及军用的“冶铁作坊”外，“酿酒”、“成衣”、“马车”、“水泥”等作坊相继开建……
因此类作坊涉及技术和配方，故而皆以“卫岗乡”内各家作坊与“广州”各商号“合办”形式，所占份子最少两成，最多四成，且无一例外的让出“主事权”，仅保留“收益权”，当然，相关“技术和配方的保密”事宜，也制定了措施和处置约定，并在官府作了“备案”。
至此，“广州府”全境，成为大唐第二座开征“新商税”的城池。
对于这个结果，冯宝内心当中还是颇为高兴的，因为，有一、有二，自然会有三！当更多的城市接受“新商税”的时候，大唐想不作出“改变”都难。
与此同时，冯宝也很清楚，“广州”这一次能够如此快速决定“实施新商税”，根子还是在“海外贸易”，换句话说就是，“大唐水师”能够如期完成重建，兑现承诺，那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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