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出了，伍崇曜来了。
他带着几个老帐房，一大堆账本来了。
朱敬伦猜的很准，每一笔账目伍家都记的很清楚，方山担心他们作假，伍家更担心朱敬伦翻脸。
而且这一次伍崇曜确实被吓到了，朱敬伦提供的消息很准确，伍崇曜第一个反应就是，朱敬伦不但在广州的洋人中有探子，甚至都把探子派到了伦敦去，更让他恐惧的是，朱敬伦竟然还有如此操作汇票的方法，他更觉得这个人可怕了。
所以当汇票盘口一结束，他立刻就赶来了新安。
“收购汇票总计达两百五十万两，动用现银一百万，均价以票面四成价格收购，除去成本一百万两，盈利达一百二十五万两。账本都在这里，不知道大人您是要现银还是汇票？”
伍崇曜极为恭敬，也很懂得官员的做派，没有一一报账，而是做了一个总结。
从伦敦传来英国议会解散东印度公司的消息后，香港市场确实造成了巨大的震动，汇票一度跌至三成以下，之后伍家大笔吃进，最后将价格拉升到了四成的均价，可是这种情况字持续了十天左右，接着就传来伦敦的新消息，英国政府果然宣布，接收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一切财产，同时也接收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切债务，甚至对汇票也做出了专门的政策，那就是由英国政府给这些汇票担保，保证他们如数兑付。
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信用就已经是黄金一般，大英帝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信用可以说是用钻石镶嵌的，所以政策出台之后，香港政府立刻出公告，大英帝国的强大信用立刻就给汇票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汇票价格连番往上涨，两天时间就升到了票面价格的九成，做空套现的时机彻底结束了。
一结束，伍崇曜当即命人整理账册，然后亲自动身，带人来新安向朱敬伦汇报。
朱敬伦笑道：“现银我也没处放去，放家里还落得一个贼惦记。汇票吗，我也不打算去英国做生意，也用不上。另外盈利一百二十五万两，都是仰仗你们伍家了，就给本官一百万两吧，那二十万万两就当作给你们的佣金。”
伍崇曜诚惶诚恐：“大人恕罪，不敢欺瞒大人，借着大人的消息，小人在广州也赚了一点。所以这一百二十五万两，是一分钱都不敢少了大人的。至于说佣金一事，大人休要再提，当真羞煞了小人也。”
伍崇曜倒也老实，同时透露这些消息，也是在向朱敬伦示好，以示自己光明正大，没有隐瞒的意思。
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名义上一般是从广州汇到伦敦，或者从伦敦汇到广州的，因此广州有人持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一点都不奇怪，只是受战争影响规模不会太大而已。但这里伍家可以吃独食，也是一笔不小的利钱。
另外在香港和澳门市场上，朱敬伦账本上记录的一百万两，一百万两之外，那就是伍家操作的盈余了，那部分是多少，恐怕除了伍崇曜没人知道。
但朱敬伦态度坚决，似乎真的跟钱过不去一样，坚持道：
“伍东家不必客气。本官说句不好听的话，本官一穷二白，也就是做一个空手套白狼的盘子。没有伍家的声誉，放出去的消息没人信，没有伍家的本钱，本官也收不到那么多汇票，更何况伍家前前后后，事情都是你们办的。本官可是讲道理的人，所以这佣金你们收的合理，就该问心无愧的收下。”
伍崇曜又不断推拒。
朱敬伦口气变硬：“伍东家你休要推辞。本官说一百万两就一百万两，多一文钱都不会要你的。不过本官有个要求。不瞒伍东家，本官已经给总督大人和巡抚大人禀报过收复新安一事，二位大人以本官稍有微功，已向朝廷推举，举荐本官正式就任新安知县一职。”
刚说到这里，伍崇曜连忙道喜，总督和巡抚联名举荐，可以说这个区区县令十拿九稳，而且还是新安这种靠近洋人巢穴，少不得要和洋人有瓜葛的地方的县令，大概没人会跟朱敬伦来争的，要知道前r县令可是被洋人烧死的，谁知道这些野蛮人以后还不会不会闹出同样的事情来，反正有门路的人要求官，都不会选择这种地方。
朱敬伦摆摆手打断伍崇曜的道喜：“伍东家切莫急着道喜，本官有一个不情之请。本官若就任新安知县，就该为新安百姓谋福。可如今新安因为战乱，百业凋敝，本官想请伍家在这里开一家大商铺，就近跟洋人做买卖。本官的那笔银子，就存在伍家的铺子里，也方便本官随时调用，不用的时候，正好方便伍家用来周转一二。”
伍崇曜愣了愣，没想到朱敬伦是想要自己在新安开设一间商铺，这不是什么大事，伍家的铺子多了，多一间不多，少一间不少，至于跟洋人做生意，伍家一直是跟洋人做生意的，即便十三行的公行取消了，可伍家的关系网还在，依然是最大的出口贸易商。
“方便的时候，怡和行也不是不能重开！”
朱敬伦继续道，本以为伍崇曜会欣喜若狂，他却突然面如死灰，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莫要在让伍家经营公行。
十三行中与伍家齐名的潘家潘有度总商曾有一句话叫做“宁做一条狗，莫做洋行”，本以为只是一句哭诉的俏皮话，朱敬伦真的不知道工行制度还真的对伍家这种行商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提也罢，朱敬伦转变口气：
“公行当然是做不了的，本官也没有本事让朝廷重开公行。”
听到这里伍崇曜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听朱敬伦道：“不过怡和行这个招牌还是可以用的吗，令尊用一辈子把这个招牌做成了金字招牌，丢弃了岂不可惜。”
听到这里，伍崇曜更是惶恐，又一次叩头：“大人还是饶了小人，不瞒大人，家父生前宁可破产也想丢了怡和行这个招牌，小人若是在用这招牌，那就是不孝之子啊！”
朱敬伦愣了愣，伍家到底受到多达刺激啊，伍秉鉴竟然要把自己一手打造的金字招牌，当成烫手山芋？
有些情况不在其中就不解其意，十三行的行商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确实十分风光，但是一旦清政府遇到麻烦，他们就是待宰的羔羊，生天灾了他们得出钱，生战争了，他们得出钱，出钱不利索了，没有满足官员的预期，更是有可能被捉拿问罪。
当然清政府的专卖保护，确实让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享有巨大的专卖利益，也就是扬州的盐商能跟他们相比。
乾隆年间盐商、行商这些专卖商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乾隆朝之后整个清朝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传统封建王朝的规律，兴衰交替。
根本原因就是人地关系生了变化，前期人口不断增长，因此生产增加，国家变得富裕。可是人均技术水平并没有提高，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口就不再是财富，而变成了一种负担。
清末人口达到四亿多，而耕地面积始终没有增加，道光年间的人均耕地只有两亩，而康熙年间过六亩，土地是无法增加的，这种无法根除的矛盾造成中国总是兴衰更替，一次次治**替。
一旦土地无法养活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即便温和如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所以到了晚清时期，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民乱不断，什么天理教、白莲教不提，太平天国就是其中的代表。
遇到太平天国这种****，按照惯例朝廷也是要管行商要钱的，因为清朝吸取了明朝的经验教训，更喜欢从商人手中搜刮，从底层的穷鬼身上搜刮弄不好要付出王朝倾覆的代价。如果只是太平天国这种自然爆的农民起义兴致的****，行商掏钱也还能顶得住，不巧的是，晚清赶上了一个世界大变局，正是英法两大帝国掀起全球扩张的时期。因此外患十分严重，内忧加上外患，行商们就有些顶不住了。
早在第一次鸦爿战争之前，广州许多行长就已经变成了空架子，虚有其表，经营所得甚至不如给朝廷孝敬的多，可谓是入不敷出，许多行商那时候就打了退堂鼓，奈何入了公行，想要自由退出，官府也是不答应的。
除了极个别以贿赂官府成功退出工行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办法成功脱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伍秉鉴也被官府逼迫着始终在做十三行总商。
有一个人尽皆知的故事，伍秉鉴家有26oo万银元，合18oo多万两银子，伍秉鉴表示愿意交出家产的八成，让伍家离开公行，安享剩余那两成财富，结果官府都没有答应。能让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愿意交出绝大多数财富只希望脱身的行业，绝对称不上什么好行业，起码风险已经过了这些商人愿意承担的极限。
因为鸦爿战争的战败，在英国的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终止了让洋人不满的公行专卖，伍家这才得以脱身，应该说是极其庆幸的，可朱敬伦竟然又邀请他们重开怡和行，伍崇曜本能的产生了危机感，这一行他打死都不想做了。
看到伍崇曜的表现，朱敬伦知道勉强他是没用的，也知道那些关于十三行的故事或许是真的，行商到了后期，真的是没人愿意干了。
但眼睁睁看着伍家放弃怡和行，朱敬伦就觉得他们好像放弃了一座金矿，他自己心里都无比的可惜。对比一下后来怡和财团的实力，而远比怡和财团更有底蕴的伍家怡和行却放弃经营，朱敬伦觉得这座金矿也许自己可以帮着深挖一下。
在朱敬伦眼中，广州十三行向来都是跟英国东印度公司一个级别的垄断怪物，东印度公司虽然解散了，但是带给了大英帝国一整个印度，可以说千倍万倍的回报了英国，朱敬伦没有那么贪婪，满清经营了上百年的十三行倒闭，他不能从中挖掘出一个帝国遗产，但至少应该让他攫取到工业化的资金。
亲自扶起伍崇曜，朱敬伦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这次跟伍家合作，得到一百万银子只是小钱，得到伍家这样的巨头合伙人才是大收获，但是跟得到十三行倒闭的遗产相比，这些又都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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