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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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是研究外部现象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规律就够了，我们的议论也就可以到此结束。但历史规律是关系到人的。一小块物质不能向我们表明：它完全不感觉到相吸和相斥规律的需要，因此这种规律是不存在的。但人是历史的现象，他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服从任何规律。
在历史的每一步上，人类意志的问题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是存在的。
凡是认真思考的史学家都不会不接触到这个问题。历史上一切矛盾和暧昧，历史学所走的错误道路，全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缘故。
如果人人可以自由表达意志，就是说，人人可以任意行动，那么，全部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互相没有联系的偶然事件的总和而已。
如果，在一千年里，千百万人中有一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就是随心所欲地行动，那么，显而易见，这人只要有一个违反规律的行动，他就会破坏全人类的一切规律。
只要有一个支配人们行动的规律，那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因为人们的意志必须服从这个规律。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存在着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这个问题一直盘踞在最卓越的人们的头脑里，自古以来一直有人提出它的重大意义。
问题在于，如果把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来看待，那么，不论从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出发，我们都会发现，人像世上万物一样，必须服从普遍规律。如果我们从自身出发把人看作我们所意识到的那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意识是完全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人凭理性观察自己，但要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意识。
没有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性的运用都是不可思议的。
要理解、观察和推理，人首先必须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而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个活人，必须要有愿望，也就是意识到自己的意志。而人意识到构成他生命本质的意志，他只能认为它是自由的。
如果人在观察自己的时候，看到他的意志总是按同一规律行动（不论他观察到他必须进食，或者动脑筋，还是观察任何别的事物），他就不能不把他的意志总是按一个方向活动看作对意志的限制。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所谓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限制，就因为他认为意志应该是自由的。
你说：我是不自由的。但我举起手，又把它放下。人人都明白，这种不合逻辑的回答是自由的无可反驳的证明。
这个回答是不合乎理性的意识的表现。
如果自由的意识不是独立的不受理性影响的自我认识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而且是不可思议的。
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大家证明，人是观察的对象，服从一些规律，譬如人一旦认识万有引力规律或不可入性规律，人就服从这些规律。但同样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人表明，他内心感觉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有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取决于他的身体、他的性格和支配他的动机，但人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的结论。
人通过实验和论证知道，石头向下落。这一点人是深信无疑的。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希望他知道的规律得到实现。
但当他同样确信他的意志要服从规律时，他就不相信这一点，不愿相信这一点。
不论实验和论证多少次向人表明，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他会做出跟以前同样的事情来；虽然如此，即使在同样条件下，以同样性格，做上一千次同样的事，得到同样的结果，他仍像实验以前那样认为，他可以为所欲为。每个人，不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不管论证和实验怎样向他证明，在同样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行为，他还是认为，没有这种荒谬的观念（这种观念是自由的本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觉得，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却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他不仅不能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因为人的一切努力，一切生活的冲动，都在于力求增加自由。富裕和贫穷、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权力和屈服、强和弱、健康和疾病、教养和无知、劳动和闲散、饱和饥、美德和罪恶，这一切都是程度不同的自由罢了。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被看作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如果理性认为自由只是没有意义的矛盾，就像在同一时间进行两种活动，或者发生没有原因的行动，那只能证明意识不属于理性。
这种自由的意识不可动摇，不可否定，不受实验或论证影响，为所有思想家所承认，也是人人所感觉到的。没有这种意识，就无法想象人这一概念。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人是全能、至善和全知的上帝的造物。人类的自由意识产生罪恶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罪恶呢？这是一个神学问题。
人的行动属于统计学所表示的普遍的永恒规律。人类的自由意识也产生社会责任这一概念，那么，什么是社会责任呢？这是一个法学问题。
人的行动产生于他的先天性格和影响他的动机。什么是良心？自由的意识产生行为的善与恶，那么，什么是行为的善与恶？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从人类全部生活来看，人服从决定这种生活的规律。但单独来看，人似乎是自由的。应该怎样看待各民族和全人类过去的生活：它是人们自由行动的产物，还是非自由行动的产物？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个知识普及、自以为是的时代，依靠最有力的愚昧工具——书籍的传播，意志自由的问题才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多数所谓先进人物，就是一群不学无术之徒，从事自然科学工作，只研究问题的一个方面，却想解决整个问题。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生活是由肌肉运动表现的，而肌肉运动决定于神经活动。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他们就是这样说，这样写，这样印成书刊的。他们竭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必然规律，早在几千年前不仅被各种宗教和所有思想家所承认，而且从未被否定过。他们对此毫不怀疑。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问题上，自然科学只能阐明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根据观察，理性和意志只是脑子的分泌物，而根据一般规律，人可能是在太古时代从低级动物发展而来的。这个事实只是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几千年前各种宗教和哲学理论都承认的真理：从理性观点看，人服从必然性规律，但这丝毫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问题具有建立在自由意识上的另一个方面，也是相反的方面。
说人是在太古时代由猴子变来的，这同说人是在某个时代由一把土变来的同样可以理解（前者的x是时间，后者的x是起源），但人的自由意识怎样同他所服从的必然规律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的，因为在青蛙、兔子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但从人身上我们既能观察到肌肉和神经的活动，又能观察到意识。
自然科学家和他们的信徒自以为能解决问题。他们有点儿像抹灰匠，本来人家要他们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壁，他们却趁总监工不在场，兴致所至把窗子、神像、脚手架和未砌好的墙壁统统抹上灰泥。他们还沾沾自喜，因为从他们抹灰匠的观点看来，一切都抹得平整而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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