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形势我看得很清楚，不过跟你说的正好相反，不是敌人无法调动军队和警察，而是我们的人全都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鲁莽行动，就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同志们，大革命血的教训我们时刻应该牢记在心。”郭嵩涛掷地有声道。
“那又怎么样？我们不能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倒。革命也许不是一次能成功的，也许这次我们还是会失败，但是我们可以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广大群众，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和斗争的精神。”组织部的另一位的同志也是坚持武装暴动的代表之一。
“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这个代价太大了吧？”市委文化部的领导嘲讽道。
“就是，用谁的生命和鲜血来唤醒民众？是用你的吗？”郭嵩涛也冷冷地说道。
“对，是用我的，也是用我们的，说不定我们这次就能成功。”社会部的领导力挺道。
“你也知道是说不定的事，既然不能肯定，就贸然用牺牲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代价去唤醒民众，你不觉得这代价太大了吗？这个责任谁来负，你担负得起吗？”郭嵩涛毫不客气地道。
社会部的领导看了看组织部的那位同志，两个人都不做声了。
的确，他们所说的代价太大了，不但他们两人担负不起，在座的任何人都担负不起。
“我看不用再争辩下去了，这件事还是由中央来决定，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现在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如何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吧。”组织部的领导说道。
谈到营救的问题，郭嵩涛喝了一口茶，然后叹息道：“目前我们掌握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动用了，但是几乎没有用，我们现在能寄希望的，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逼迫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审讯，这样我们的同志就能免于被敌人秘密处决。律师我们都请好了，就是章士钊先生。”
“哦，章大律师同意了出面帮助我们了吗？”文化部的领导急忙问道。
提起章士钊，上海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段祺瑞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后来辞职当了执业大律师。
当初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就是章士钊铁肩担道义，主动出面担任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引经据典，使得法庭不得不对陈-独-秀轻判。
“可是我们如何能逼迫政府当局公开审理这桩案子？这次涉及到的人可不少啊。”组织部的领导忧心地问道。
“自然还是动用各种社会关系，让民主党派的朋友和文化界名流向国民党当局施压。”郭嵩涛说道。
“我们不能如此消极，我们应该用暴力还击敌人的暴力，哪怕不能马上发动整个城市的武装暴动，也要搞一次小型暴动，趁着敌人慌乱的时候把被敌人关押的同志营救出来。”社会部的领导说道。
“小型暴动还是有风险的，如果采取武装救援的方式，先把自己的同志救出来呢？”组织部的领导问道。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复兴社大楼里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而且配备了重型武器，复兴社的特务全部是军人出身，他们个个有枪，也都能战斗。这次大搜捕又增加了两个连的兵力，敌人依靠坚固的大楼做工事，我们没有一个团的兵力，没法迅速攻占那座大楼。”郭嵩涛说道。
“一个团的兵力？”
所有人听到这个数字都有些绝望了。
地下党也有一支自己的行动队，人数有限，即便加上特科行动处的人，也绝对达不到一个团的兵力，除非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全部武装起来。
然而，就算能凑齐一个团的队伍，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重武器，单靠手枪和步枪就想攻下一座坚固的堡垒，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外敌人大多数都是经过战场考验的老兵，可是武装起来的工人根本没经过实战考验，真要是上了火线，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能适应那种激烈的战斗场面？
在座的人都是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新兵在第一次战斗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老兵带着，他们大都是乌合之众，许多人一旦听到枪声就会吓得不敢动弹，身边只要有人伤亡，有的人甚至连枪都握不住了。
“武装营救这条路走不通，上次在陆军总医院的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郭嵩涛基本下了定论。
大家纷纷点头，上次奇袭陆军总医院，是中央特科行动处执行的任务，他们都是从上千的战士中挑选出来的，身经百战的精英，结果依然没能达到既定目标，而且造成的损失巨大。
“我们还应该发动群众上街宣传，反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白色恐怖，报纸新闻也应该揭露敌人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在文化和思想这两条战线上跟敌人做斗争。”文化部的领导说道。
“这一条我同意，斗争的手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郭嵩涛举手道。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
在座的纷纷举手附议，最后那个社会部的领导也不得不举手赞同。
他心里对这些人的软弱却嗤之以鼻，认为这些人都是胆小鬼，是机会主义者，不敢跟敌人真刀真枪地作斗争，这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搞投机。
他信奉的是苏联革命的成功路线，用鲜血和铁血夺取了城市的政权，继而取得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虽然也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但是苏联革命还是单独在一国之内成功了，这是一次创举，也是其他国家想要取得胜利的必由之路。
他也反对那些主张在农村地区搞革命，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路线。
他认为这是背离了苏联革命成功的路线，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去年10月，他有幸和中央领导王明同志见过一面，亲耳聆听了他的革命教诲。
王明给了他一份6万余字的学习资料《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斗争》，希望他认真学习，在今后的对敌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在读了这篇文章后热血沸腾，一再要求上海市委组织工人、学生和群众举行武装暴动。
1931年10月18日，王明携妻子孟庆树等人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在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坐镇指挥国内的革命。
但他照搬俄国革命胜利的有关“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不切合中国国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遭到很多同志反对。
“我认为即便不马上搞武装暴动，也应该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来增加对敌人的压力。”他此刻又想起了那篇文章，不由激愤地说道。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些行动应该分步骤来，不能一下子全都用上，先组织工人代表和学生代表上街头演讲，再组织一些游行，如果遭到了敌人残酷镇压，那就号召全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市民罢市，让整个上海瘫痪下来。”文化部的领导说道。
郭嵩涛用手指揉按着自己的太阳穴，心里却不赞成这些举措，认为这是党内盛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作怪。
郭嵩涛认为现在最主要的是止损，而不是继续扩大对敌人的攻势，这样做除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更多的流血事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但他也知道，党内存在这样的争执已经有两年时间了，属于路线斗争的范畴。他不想让上海市委也陷入这场争论中。
因此每到关键时刻，他就会停下来，自己先让出一步，以阻止不同意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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