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庆历元年七月，第一批考核报告就送入了汴梁。
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颁布，由于朝廷给了适应期，于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御史衙门开始进行核查。
整个核查的流程是这样，中央朝廷那边，每个衙门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记本衙门的事务作为底册，将一些没有必要考察的公事进行剔除，放在本部门的检法案。
本部门内部督查并非后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当中都设有检法案，负责本部门的纪律、督查、以及审问，甚至还有审判和裁决的权力。
检法案会监督本部门的人员看是否完成了任务，完成一件手里的簿籍就划掉一件，没能按时完成的就交给御史台那边进行处理。
然后再造两本一模一样的簿籍，第二本放在御史台负责这个部门的御史手中，与本部门的检法案进行核对。
今年开始，除了新政以外，御史台也进行了更别。每个部门有专门懂这方面知识的御史参与，如财政御史、教育御史、工程御史、军事御史、审官御史、屯田御史、巡查御史等等。
如果某个部门，比如财政部的内部考察出了问题，负责财政部的财政御史就会将情况如实上报给政制院，政制院再给相应没有完成任务的官员进行处罚。
至于最后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制院，以备政制院的人随时抽查。如此形成了随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个月一考成。
地方上则不同。
虽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内部纠察，却多了外部监督。
比如一个县的三本簿籍，一个是在本地县衙里，一个是在上级州府衙门，最后一个则是在地方御史司。
一县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汇报，向地方御史司负责。州府衙门的工作向路府汇报，同样也要向地方御史司负责。路一级则是向朝廷汇报，向朝廷御史台负责。
这就意味着路一级基本上是与地方御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监督，互相协作，对下级的州、县等部门进行审核，最后再统一向朝廷那边汇报。
但核查速度肯定没那么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御史层层调查、层层上报，来回车马，再在当地实地考察，至少也得一个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后再把结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边对官员的政绩考察结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后六月份的报告又上来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边区域以及运河沿线都还算好的，像广东、广西、福建、贵州、江西、四川、陕西、甘肃、山西这样离河南远的，能一个月送到都算是不错了。
不过范仲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路一级的官员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视官员去核查，而偏远路的下级州府、县府，路一级的衙门与御史司可以自行处理。
比如说广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宁市，离开封府两千公里，正常情况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则普通公文输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这一来一回那不扯淡吗？
所以本地县一级的事务，路一级的安抚司、转运司、刑狱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决断。实在决断不了才会上报，然后再把几个月的事情汇总，过一段时间报一次。
而且这五监司都有向政制院汇报的权力，地方上还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级同样有镇抚所，镇抚使也负责督查、监督等事务。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变成了贪官污吏。否则正常情况下，一路的高级官员是能够做到互相监督，对下级部门进行严厉考察，不至于因交通问题出现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庆历新政就已经初现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个部门的内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结果，第一批被处置的官员达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贪官污吏，赵骏查贪腐的漏网之鱼。
这些人怎么落网的呢？
很简单。
对账目就是了。
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
没有贪污的觉得考成法让他们累得要死，以前当官喝喝茶，吃吃饭，狎狎妓，一天就过去了，每个月还能领超过百贯的工资，生活爽歪歪。
现在虽然工资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级官员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级官员倒是依旧维持原来的高工资水平。
可架不住这个卷法啊。
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没想到这考成法如此严厉，让他们无所遁形，想贪污都没机会。
一时间大家纷纷趁着这次风波，以各种理由反对考成法的继续实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丝毫没有退让。
给他底气的不是赵骏，而是现在国库确实很有钱。
历史上朝廷打了几年西夏战争，又和辽国签庆历增币，闹得财政亏空，赤字严重。
但这次不仅打仗时间很短，两年之内速战速决，而且准备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赵骏全国巡视，查了很多贪官污吏，为国库贡献了上千万贯的钱财。
其次是交子铺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在全国主要商业城市进行扩张。
如洛阳、福州、江宁（南京）、长安、广州、杭州、江陵、明州（宁波）、泉州、密州（青岛）等地开办，往交子铺存的钱都已经数千万贯了。
还有国企改革之后，把大量的国有资产卖给私人商贩，所获数千万贯，并且国营入股，每年还有大量的分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去年年底朝廷与日本签署贸易，到如今大半年过去，宋日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贯，贸易量还在持续增加。
当时海运有巨大风险，困难重重，税率较低，只有10%，所以宋日贸易额在一年内暴涨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税收就达到了一百多万贯，朝廷收上来的是银子，约一百余万两银。
看着不多，但这已经是巨大进步。
宋朝主要外贸收入是广州和泉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三十二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也就是广州和泉州的税收每年是二百万贯，贸易额大概在两千万贯以上。跟日本那边则主要是以宋朝进口硫磺和铜为主，且日本闭关锁国，双方在南宋之前的贸易额度都不算大。
现在直接暴涨那么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还有陆地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辽宋贸易，每年税收加起来得上千万贯，极大地弥补了财政的亏空。
所以在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况下，随着这几年一边打仗一边收税，大宋的国库盈余不减反增，不仅填平了以前的财政亏空，现在国库里还有七八千万贯的存余，相当于大半年财政收入了。
并且随着马上夏税收上来，国库在今年可能有一亿多贯，再加上秋税，减掉一年开支，剩个几千万贯不成问题。
有了钱之后就能给汴梁的吏员发工资，整顿好汴梁的吏治，将来在全大宋实行两税制度，分地税和国税，开始全国官吏分治，吏员纳入公职，享受国家工资，并且还有举茂才，考官员的上升通道，这将极大鼓励吏员努力工作。
因此在种种条件下，范仲淹有底气把改革进行到底，哪怕第一轮考核已经触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查出了不少贪官污吏，他也屹立于朝堂之上，与诸多同僚唇枪舌剑，坚决不肯罢休！
这一次政制院站在了范仲淹这边，与诸部的很多官员进行了对抗，赵祯也顶住了压力，表示对这些贪官污吏严惩不贷。
只是双方扯皮、争论，浪费了大量时间。
以至于这四百多名贪官污吏都还只是暂时解除了职务，都没有下狱问罪，结果到八月份，汴梁周围地方上又查出了诸多问题，闹得沸沸扬扬。
这下不仅是汴梁大部分京官反对了，周围地方上的官吏也都纷纷向朝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闹出的动静，波及的范围比历史上庆历新政还大。
毕竟历史上庆历新政针对的只是官场八九成官员，对那些进士出身的进行考核，对门荫入仕的大范围裁撤。
而这一次涉及到的是全天下官员的考核，谁都希望日子过得舒服一点，不想那么卷下去。
所以哪怕不是贪官污吏，也想继续维持以前舒坦的生活。
然而老范态度坚决，不肯退让。
即便朝堂上下反对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也坚决督促各部检法处和御史台继续考成。
双方拉扯，时间就这样来到了庆历元年十月，新法实施的八个月后。
这一日御史中丞郑戬脸色严肃地坐在御史台衙署当中。
他的身边站着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李紘、王质、王洙、王素、杨察、赵拚、陈希亮等二十多个御史台中坚力量。
其中他的左右手侍御史蔡襄和尹洙脸色更是非常难看。
因为刚刚，御史台查到了一件大案，涉及到了财政部尚书程琳，宰相吕夷简、盛度！
蔡襄和尹洙是范仲淹的人，而吕夷简和盛度现在正在支持范仲淹改革。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涉及到了他们的案子，很有可能让吕夷简和盛度改变对范仲淹的支持态度。
一旦如此，那就出大事了。
然而此时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此事是郑戬发现，他铁面无私，这次又召集诸多同僚直接议事，就是要把事情给定性。
就听到郑戬环顾四周，沉声说道：“如此大的案子，御史台责无旁贷，你们说说怎么办吧。”
赵拚立即说道：“御史台如今承担着监管天下官员的职责，且知院三令五申，说要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如果此事因为涉及到宰相和尚书就退缩，御史台威严何在，法制何在？”
欧阳修没有想明白其中关节，亦是嚷嚷道：“下官以为就该法办！别说只是涉及到了宰相之子，就算是宰相本人，亦是决不能逃脱罪责！”
蔡襄和尹洙当时就差点没给欧阳修来一拳。
这个猪队友。
他也不想想，现在范仲淹能推动改革，全靠政制院在背后支持。
如果因为这件事让范仲淹在政制院不能立足，那新政该怎么办，以后朝廷的改制又该怎么办？
但这种时候他们俩也无奈。
毕竟郑戬不是私下跟他们说，就意味着此事只能捅出去，所以他们只好默然不语。
他们不说话，其余人却对赵拚和欧阳修纷纷表示支持。
王素毫不迟疑：“必须法办。”
杨察说道：“新政下达，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等御史台肩负使命，岂能徇私枉法？”
陈希亮道：“此案也能给天下官员提个醒，就算是各部尚书及宰相，亦不能逃脱罪责，下官觉得，只有如此才能维护知院常说的法治精神！”
“好！”
郑戬看到手下范党和赵党都支持，便拍案道：“那就这样办，随我去拿人！”
当下在郑戬的带领下，召集御史台公署衙吏，浩浩荡荡，直奔吕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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