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八司马”团队在顺宗支持下，用了不到四个月，一举赶走了大贪官李实，废除了民愤极大的宫市与五坊小儿，罢免了苛捐杂税，引来一片叫好声。
王叔文作为团队中的灵魂人物，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又瞄上了国家赋税和军队。他知道财权在握方可笼络人心，兵权在手才能成就大业。
由于担心自己资历太浅，直接上手会导致人心不服，他奏请顺宗由宰相杜佑兼管全国盐铁转运，他充当副手在幕后操作。到职后，他根本不看什么表薄账册——也可能是看不懂——而是天天与投靠他的几个党人，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谁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
就在此时，顺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以至上朝都需有人搀扶。顺宗一旦故去，政权该由谁接替？这一问题让朝野内外惶惑不安！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当初德宗时代的当权派，对王叔文等新锐势力在朝堂上的专权非常忌恨，于是奏请顺宗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入见，拟定立太子的诏书。
郑絪知道牛昭容他们忌惮顺宗长子李纯的聪明英武，为了防止生变，早已提前写好“立嫡以长”四个字递给顺宗看，顺宗点头默许。
三月二十四日，诏令李纯为太子。
国家有了法定继承人，这本是令天下宽心的好事，但王叔文却倍感焦虑。
一天，他径直前往中书省，去找韦执谊，让值班人员入内通报。此时宰相们正在用餐，值班人员不敢打扰，王叔文却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韦执谊竟起立相迎，其他几位宰相拿着筷子吃惊看着。两人就站在餐桌边，旁若无人的聊天，根本没把几位宰相放在眼里。事后，贾耽、郑珣瑜气不过，毅然辞职。
四月初六，朝廷组织册立太子仪式。百官相贺，天下大喜。王叔文面带忧色，一遍遍的小声念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在中笑他癫狂。
他还在努力与他的朋党进行着最后的挣扎！
当初德宗在位时，御史大夫杜黄裳遭到奸臣裴延龄排挤，十年没有升迁。等到他女婿韦执谊做了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杜黄裳劝韦执谊率领群臣奏请太子监国，韦执谊与王叔文一党，自然不愿太子过早掌权，略带责备的说：“岳父您怎么刚升了一职，就擅自议论朝政！”
黄延裳拂衣而起，怒道：“我是三朝老臣，怎会因区区一个官职就不说实话！”
韦执谊按王叔文意思，任命给事中陆质为太子侍读，让他暗中打探太子对王叔文等人看法，并想法予以撮合。没想到李纯果决强势，将陆质训斥一顿轰了出去。
王叔文看太子这条路走不通，又安插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神策军节度使，让韩泰出任行军司马。神策军是朝廷直掌的禁军，其节度使在德宗时期已由宦官担任。王叔文此举无非是想抢夺禁军指挥权，以备不时之虞。
可那帮宦官阴谋诡计见得多了，怎会不知王叔文的意思。
他们先是奏请顺宗升任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解除了其翰林学士的职务。翰林学士虽无具体官阶，却身处权力核心，失去这个身份，便没有资格再进出翰林院，等于剥夺了王叔文施政下令的权力。
然后又派出使者前往神策军营，告喻诸将按现有建制管好部属，切勿把指挥权交给他人。等范希朝和韩泰赶到营中就职，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无奈之下，韩泰只得策马返回，告之王叔文。王叔文惊得目瞪口呆，只能连声感叹：“怎么办，怎么办。”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
王叔文一失势，西川节度使韦皋马上参了他一本，紧接着荆南、河东节度使弹劾他的奏章也相继送达。
韦执谊见势不妙，开始与王叔文保持距离，对他不再言听计从。
在这一关键节点，王叔文母亲又病危了。古时做法，父母病危，官员需解职归家，丁忧守孝。王叔文怀着最后一点希望，临行前在翰林院摆了一桌酒席，宴请诸位学士，并邀请当权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参加。
席间，他恳请大家在丁忧期间给予关照，却遭到俱文珍的辱骂，闹了个不欢而散。
五月二十日，王叔文解职归家。成了平民的他整日盘算如何起复，扬言将来一定斩了韦执谊及其他不听话的人，让朝中众臣极为恐慌！
王叔文一走，王伾进退失据。他疯狂托人找关系，替王叔文说话，想用王叔文当宰相，没人搭理；又想让王叔文做威远军使，还是不行。一天，他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上了三道奏折，都被原封退回。当晚，夜半时分，突然中风。自此不再上朝。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太子李纯监国。
八月初四，顺宗自称太上皇；初六，贬王伾为开州（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初九，太子李纯继位为帝，是为唐宪宗。
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王叔文被追令赐死！
十一月，宪宗着手清算“二王、八司马”一党：
将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
“二八、八司马”刻间烟消云散！
这场短暂的永贞革新，至此拉上帷幕！
《资治通鉴》对此一历史事件持负面态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王叔文、王伾的不屑与鄙夷。
而后世一些史学家，则秉持着凡是封建社会反对的就是好的、凡是封建社会赞美的就是坏的这一态度，对“永贞革新”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他们代表着民心民意。
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比如，明明是暴民的义和团，也可神化为“农民起义”；明明是杀人变态狂的张献忠，也可定性为反抗封建社会的英雄。
对于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洗牌，没什么远大目标，更谈不上革新，有的不过是对权力与利益的拼命攫取，如此而已！
那么，这次革新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作为小团伙的核心，王伾、王叔文在给李诵当侍读前，都查不到有任何从政经历。王伾是弄臣，情有可原。王叔文五十多岁，也不过是个言官。如果李诵身体健康，二人当个合格参谋没有问题，但代表李诵独挡一面却是无法胜任。这就好比让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硬去完成大学的学业，怎么可能做到呢！
德宗晚年朝政紊乱，各色势力暗流涌动，不论是宦官、文臣还是藩镇，都在明争暗斗。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形势，不是看过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二王”他们在顺境时不考虑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拉拢权力集团，却忘乎所以的封官许愿；面对逆境又束手无措，乱招迭出。与遍布朝堂的那些政治高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败才怪。
第二，耍弄阴谋不用阳谋，搞“小圈子”至上，彻底孤立了自己。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善用阳谋，而政客总玩心机。王叔文一党多为言官出身，查人过失者如果心术不正，往往看谁都像坏人。他们整天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大事，弄成了小圈子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
第三，目标不一，动机不纯。王伾贪钱，王叔文求名，韦执谊想做官，其他的团伙成员也都各有各的目的。在尚未完成内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冒然上阵。没有清晰的目标纲领，没有高尚的人品操守，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只知东刨一锄头、西打一棒子，不败何待！
透过历史的烟云，把握历史的真相，其目的并不是要矫情较真，而是坚持用独立的视角去思考和审视一切，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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