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是一家企业的普通管理人员。每天朝九晚五，重复着相似的工作节奏，生活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齿轮咬合得分毫不差。但就在上周，我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我发现，我家的保姆小芳，可能是我失踪多年的妹妹。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田颖姐，这是新来的保姆，小芳。今天刚来面试，看着挺踏实。”
人事部的小李领着一个瘦小的女孩站在我办公室门口。那天是周五下午，窗外的梧桐叶在秋风里打转，办公室的灯光惨白惨白的，映得女孩脸色有些发青。
我抬头打量她。大约一米六的个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t恤和一条不合身的牛仔裤，脚上一双廉价的运动鞋已经磨破了边。她的双手不安地绞在一起，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但手背上有一道不太明显的疤痕。
“多大了？”我问。
“十、十八了。”她小声回答，声音像蚊子哼哼。
“有身份证吗？”
女孩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身份证递过来。我接过一看，照片确实是她，名字是“王小芳”，住址是邻省的一个偏远山村。但照片上的女孩看起来更年轻，眼神里有一种与面前这个人不符的稚气。
“以前做过保姆吗？”
“在、在老家帮邻居带过孩子。”
“会做饭吗？清洁呢？”
“会的，家常菜都会一点，打扫卫生也会。”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打鼓。说实话，这女孩看起来太年轻，也太怯懦了。但家里确实需要人帮忙——母亲上个月中风后，生活自理成了问题，而我和丈夫张伟工作都忙，实在分不开身。
“试用期一个月，包吃住，月薪三千。主要工作是照顾我妈，做简单家务，可以吗？”
女孩的眼睛亮了一下，连忙点头：“可以的，谢谢田姐。”
就这样，小芳住进了我家。
小芳来的第一个星期，表现得无可挑剔。
她照顾母亲细心周到，做饭虽然简单但味道不错，家里也打扫得一尘不染。更让我意外的是，母亲似乎特别喜欢她——自从生病后，母亲变得沉默寡言，有时候连我都不太理睬，却愿意和小芳聊天。
“这姑娘，看着面善。”有一天晚饭时，母亲罕见地开口评价。
丈夫张伟一边夹菜一边说：“是不错，勤快。小芳，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小芳正给母亲盛汤的手顿了顿，汤勺轻轻碰了碰碗边，发出细微的叮当声。
“就、就我自己了。”
“父母呢？”
“都、都不在了。”
餐桌上有一瞬间的沉默。我瞪了张伟一眼，示意他别问了。小芳低下头，默默扒着碗里的饭，灯光在她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怎么了？”张伟迷迷糊糊地问。
“我总觉得小芳有点眼熟。”
“眼熟？像谁？”
“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
张伟翻了个身：“保姆不都长得差不多，清秀，老实。快睡吧，明天还开会呢。”
但我就是睡不着。脑海里不断浮现小芳那双眼睛——细长的杏眼，眼尾有一颗很小的痣。这双眼睛，我一定在哪里见过。
小芳来家里的第二周，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因为一份文件忘在家里，中途返回去取。用钥匙打开门，家里静悄悄的。我轻手轻脚走向书房，却听见母亲房间里传来低低的说话声。
是小芳在和母亲聊天。
“...后来那场大火，把整个家都烧没了。”是小芳的声音，带着一种与平时不同的平静。
“可怜的孩子。”母亲叹气道。
“田阿姨，您说我这样的人，是不是不配有好日子过？”
“胡说！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你还这么年轻，路还长着呢。”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像我这样来路不明的人，就应该躲在角落里，不给别人添麻烦...”
我心里一紧，轻轻退后几步，故意加重了脚步声。
房间里的谈话戛然而止。我推开母亲房门时，小芳正在整理床铺，母亲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
“妈，我回来拿个文件。”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
小芳回头，对我笑了笑。但她的眼睛有点红。
那天晚上，我趁小芳在厨房洗碗，悄悄进了她的房间。房间很小，但收拾得整整齐齐。书桌上放着几本旧书，都是我从母亲书架上拿给她解闷的。床上铺着素色的床单，枕边放着一个布偶——一只褪了色的兔子，一只耳朵还缝补过。
我正要离开，目光却被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吸引了。
那是一张很旧的照片，塑封已经发黄。照片上是两个小女孩，大的约莫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的样子，手拉着手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背景是一栋低矮的平房，墙上爬满了爬山虎。
我的呼吸停滞了。
那个大一点的女孩，眉眼间竟和我有几分相似。而那个小一点的女孩，眼睛细长，眼尾有一颗痣。
我的手开始发抖，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已经模糊的小字：
“小雅和小梅，1998年春”。
小雅。我的乳名。
我有个妹妹，叫田梅，比我小三岁。
1999年夏天，我们家乡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那时我八岁，妹妹五岁。父母带着我们投奔邻县的亲戚，途中经过一座桥时，桥塌了。
混乱中，我和父母被冲到下游，被人救起。妹妹却不见了。
搜救队找了三天三夜，只找到妹妹的一只鞋子。所有人都说，那么小的孩子，肯定没救了。
母亲为此一病不起，父亲在之后几年里苍老了许多。我们搬了家，离开了那个伤心地，绝口不提失去的妹妹。但每年的6月18日——妹妹失踪的日子，母亲都会默默地多摆一副碗筷。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接受了妹妹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
直到看到这张照片。
“田姐？”
门口传来小芳的声音。我猛地转身，照片还拿在手里。
小芳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里的水杯“啪”地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我、我不是故意要看的...”我语无伦次。
小芳没有看地上的碎片，只是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照片，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
“这照片上的人...是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小芳深吸一口气，弯腰开始捡玻璃碎片。她的手指被划破了，血珠渗出来，但她仿佛没感觉到。
“是我...和我姐姐。”
“你姐姐？她...她现在在哪儿？”
小芳抬起头，眼泪无声地滑落：“我不知道。我们很小就分开了。”
那一刻，我几乎确定她就是田梅。但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世界上有那么多相似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巧？
“小芳，”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十八...”她避开我的目光。
“说实话。”
小芳的肩膀垮了下来：“十、十六。身份证是假的，我怕你们不用我...”
十六岁。如果妹妹还活着，今年应该是二十五岁。
不是她。年龄对不上。
一种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释然的情绪涌上心头。我把照片放回床头柜，从抽屉里找出创可贴，递给小芳。
“手，包一下。”
小芳接过创可贴，却没有用，只是握在手心里，像是握着什么珍贵的东西。
“田姐，对不起，我骗了你们。我明天就离开...”
“不用。”我打断她，“继续做吧。但身份证的事，得解决。”
小芳愣住了，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谁都有难处。”我说，却不知道这句话是对她说，还是对记忆中那个五岁的小女孩说。
那天之后，我对小芳多了一份特别的关注。
我注意到她的一些小习惯：喝茶时喜欢吹三下再喝，紧张时会不自觉地捏左手拇指，看到电视里的动画片会不自觉地微笑...这些习惯，竟和记忆中的妹妹有几分相似。
更让我在意的是她和母亲的互动。
母亲最近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甚至能撑着拐杖在屋里走几步。医生说这是奇迹，但我看到，每次母亲做康复训练时，小芳都格外耐心，眼睛里有一种超越雇佣关系的关切。
“小芳，你有照顾老人的经验？”有一天我问。
小芳正在给母亲按摩腿，动作轻柔熟练。
“以前在福利院做过义工。”她轻声说。
“福利院？”
“嗯。我...我在福利院长大。”
“那你父母...”
“福利院的阿姨说，我是被人在河边发现的。大概两三岁的样子，发着高烧，什么都不记得了。”
河边。这个词像针一样刺了我一下。
“在哪个河边？”
“清河，在临县。”
我手里的勺子掉进汤碗，溅了一身。
清河。我的家乡。1999年，妹妹就是在那里失踪的。
我开始暗中调查。
周末，我以出差为名，独自开车回了趟老家。二十年过去，小镇已经大变样，但那座塌掉的桥旧址还在，现在是一座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大桥。
我找到当年参与搜救的老村长，他已经七十多岁，耳朵背了，但记忆还算清晰。
“田家的小闺女啊，记得记得。”老村长抽着旱烟，眯着眼睛，“那年发大水，可怜啊，才五岁...”
“当时真的没找到吗？一点痕迹都没有？”
“就找到一只鞋。按说，那么小的孩子，要是溺水了，尸体应该会浮上来...但怪就怪在，搜了三天，下游的村庄都问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会不会...被人救走了？”
老村长沉默了一会儿：“那年月乱，也不是没可能。但要是被救了，怎么不送回来呢？”
“如果救人的人家，自己没孩子...”
老村长看着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颖丫头，你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离开前，老村长叫住我：“有件事，当年觉得不重要，现在想想有点怪。”
“什么事？”
“发大水前半个月，有一对外地夫妻在镇上住过几天，说是来考察投资环境的。但他们老在小学附近转悠，还找小孩问路。水灾后，那对夫妻也不见了。”
“他们长什么样？”
“男的戴眼镜，女的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哦对了，他们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牌是外地的，记不清了。”
白色面包车。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有痣的女人。
这些信息在我脑海里盘旋，像散落的拼图，却拼不出完整的画面。
从小镇回来后，我心事重重。
小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做事更加小心翼翼，话也更少了。有时候，我会发现她偷偷看我，眼神复杂，欲言又止。
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时，不速之客上门了。
那天是周三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在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车很旧，漆面斑驳，但车型和颜色让我心里一紧。
我没多想，径直上楼。走到家门口，却听见里面传来陌生的声音。
“...跟我们回去，你妈病了，想见你。”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而急切。
“我不认识你们！”小芳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这孩子，怎么说不认识？我是你舅啊！”
“我不认识你们！请你们离开！”
我赶紧掏出钥匙打开门。客厅里，一对中年男女正拉着小芳的胳膊，小芳拼命挣扎，脸色惨白。
“你们干什么？！”我大喝一声。
那对男女同时回头。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女人脸上有颗痣，在左边下巴。
和老村长描述的一模一样。
“你谁啊？”男人粗声粗气地问。
“我是这家的主人。你们是谁？为什么拉着我家保姆？”
“保姆？”女人尖声说，“她是我侄女！我们找了她两年了！”
小芳挣脱开来，躲到我身后，浑身发抖：“田姐，我不认识他们，真的不认识...”
“王小芳！你还有没有良心？”女人指着小芳骂，“你妈白养你了？说跑就跑，知不知道家里人多担心？”
“我不叫王小芳！”小芳突然大喊，眼泪夺眶而出，“我叫田梅！我是田梅！”
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愣在原地，耳朵嗡嗡作响。那对男女也愣住了，对视一眼，表情从愤怒转为慌乱。
“你、你胡说什么...”男人结巴了。
“我没胡说！”小芳从脖子上扯出一条红绳，上面挂着一个褪色的银色长命锁，“这是我从小就戴着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和生日！”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撩起后颈的头发：“田姐，你看！我这里有块胎记，像梅花形状的！我姐也有，在同样的位置！”
我的视线模糊了。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妹妹后颈确实有一块梅花状的胎记，母亲常说这是她的标记，丢不了。
“小梅...”我喃喃道，伸手想去触摸那块胎记，手却颤抖得厉害。
那对男女见势不妙，转身想溜。我猛地反应过来，拦住他们：“站住！你们到底是谁？小梅为什么会在你们那里？”
“误会，都是误会...”男人边退边说。
“不说清楚，我马上报警！”
女人“扑通”一声跪下了：“大妹子，行行好，我们也是没办法...”
在派出所，那对男女交代了实情。
男人叫王建国，女人叫李秀英，是邻省的一对夫妻。1999年，他们路过我们镇时，正好遇到洪水。在河边，他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小梅。
“我们结婚多年没孩子，一看这小姑娘长得乖巧，就、就动了心思...”王建国低着头说。
“我们没想害她！”李秀英哭着说，“当时她发着高烧，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再晚点就没命了！我们把她带回家，当亲闺女养，真的！”
“那为什么不送回来？”警察严厉地问。
“一开始是怕，后来...后来是舍不得。”王建国叹气，“我们给她取名王小芳，上了户口，送她上学。她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那为什么又让她出来当保姆？”我问。
李秀英哭得更凶了：“前年我查出尿毒症，家里钱都治光了。小芳这孩子懂事，说不上学了，要打工挣钱给我治病。我们不同意，她就偷跑出来了。我们找了她两年...”
小芳——不，小梅，坐在我旁边，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冷，一直在抖。
做完笔录，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走出派出所，夜空稀疏地挂着几颗星，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梅，”我轻声说，“跟我回家吧。爸妈见到你，不知道该多高兴。”
小梅抬起头，满脸泪痕：“姐，我不是故意不认你们...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八岁那年我摔了一跤，醒来后，之前的记忆全没了。养父母说我是他们亲生的，我就信了。直到两年前，我偶然看到领养文件...”
“那为什么来找我们，又不相认？”
“我不敢。”小梅的眼泪又掉下来，“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占了别人女儿的位置这么多年...而且养母病得那么重，我不能抛下他们。我想着，能远远看着你们，照顾妈，就知足了...”
我抱住了她，二十年的思念和痛苦在这一刻决堤。我的妹妹，我的小梅，原来一直在我身边。
带小梅回家那晚，我永远记得。
母亲坐在轮椅上，看到小梅颈后的胎记时，整个人都僵住了。然后，她颤抖着伸出手，抚摸着那块梅花状的印记，眼泪无声地滑落。
“是我的小梅...是我的小梅回来了...”
父亲从书房出来，看到这一幕，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这个向来坚强的男人，红了眼眶，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梅跪在父母面前，泣不成声：“爸，妈，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那晚，我们聊到凌晨。小梅讲了这些年的经历——养父母对她确实不错，送她上学，给她最好的。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没让她受过委屈。直到养母生病，家道中落，她才决定出来打工。
“他们虽然做错了事，但毕竟养了我这么多年。”小梅说，“妈病得很重，需要换肾，我...我不能不管她。”
母亲握着她的手：“该管。他们救了你，养了你，就是你的恩人。治病的钱，家里出。”
父亲也点头：“对，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的养父母，也是我们的恩人。”
看着父母和小梅相认的场面，我心中五味杂陈。二十年的空缺，终于在这一刻被填满。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深深的后怕——如果我没有发现那张照片，如果我没有去调查，如果那对养父母没有找来...
小梅可能永远只是我家的小保姆，而我们家，将永远不知道女儿其实就在身边。
小梅的养母最终还是做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很成功。手术费是我家出的，父母说，这是还一份恩情。
小梅的养父母愧疚不已，多次登门道歉。母亲却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你们给了小梅第二次生命，我们感激还来不及。”
现在，小梅白天去成人学校上课，晚上回家陪父母。她说，错过了二十年，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而我，依然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企业管理人员。但每天下班回家，看到母亲和小梅在阳台上聊天，父亲在厨房忙活，心里就充满了暖意。
人生就是这样吧，总有意想不到的转折。有时候，你以为失去的，其实就在你身边。有时候，你以为的陌生人，可能是你血浓于水的亲人。
昨天晚上，小梅在帮我洗碗时突然说：“姐，谢谢你没有辞退我。”
我笑了：“谢什么。要说谢，我该谢你，把妈照顾得这么好。”
“不是这个。”小梅认真地说，“谢谢你在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就对我那么好。那天你看到假身份证，完全可以赶我走，但你没有。”
我擦干手，看着她年轻的脸庞。这张脸，既有记忆中妹妹的影子，又带着陌生的、独立生活的痕迹。
“因为，”我说，“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觉得，我们之间有种说不清的缘分。”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笑了，眼尾那颗痣微微上扬，像极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这一刻，我知道，虽然过去二十年无法重来，但未来还有无数个二十年，我们可以一起度过。
而那个关于保姆的秘密，最终成了连接我们这个家最牢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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