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瑞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清晨，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总商会。只见往日人来人往的总商会竟然门可罗雀。有个留守人员告诉他，总商会组织的代表团日前已抵达南京，去参加第二次编遣会议。周天瑞意识到自己在天台镇等着上梁，错过了去南京参加裁军会议的日子。他心里略微有点内疚，却有些庆幸：好事情。省得出头露面的与官吏们交涉费口舌，乐得在家陪着夫人的。
周天瑞便回到家中品茶看报读日子。数日后，虞和德把电话打到了家中，说：“天瑞老弟，我等于前日返回了上海，你可来总商会面谈。”
周天瑞急忙赶到总商会，见到虞和德先做了一番道歉。虞和德宽容地说：“修建祖屋也是人生一件大事呢。你没赶上也是好事一桩，要是去了才实在是糟心呢。”他简略地叙述了去南京诡异的经过。根据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整理军事案蒋委员长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计划把军队减至六十万人，但会上又被军阀们逼得增至八十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
代表团在南京的几天时间里，参加了编遣会议，眼见得各路军阀明争暗斗，谁也不肯裁减军队。蒋总司令只想通过裁军把各路军阀的军队缩编，各路军阀只想多保留些军队好划地为王。军阀们谁也不管百姓养得起多少军队，只管开征税捐在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开了几天的裁军会议无功而终。代表团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心里还惴惴不安思量着，不知又有多少税捐会抛在自己的头上。
虞和德递上一份请柬说：“这不，宋部长请我们到华懋饭店赴宴，怕是又要变着法子割我们的肉呢。”
周天瑞接过请柬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说：“我还是回宁波修祖屋去！”
“你老弟想脚底板抹油一走了之，恐怕是不行了。宋部长对上海的工商界一清二楚，谁想耍滑头都难以瞒过他的眼睛呢！你这五金机器界的大亨怕是早已列在他的账单上了。”
周天瑞无奈地摇摇头说：“就是冲你德翁的面子，我也不能推脱呐。”
“那就说定了，明日下午华懋饭店见！”
周天瑞与虞和德聊些行业内事情，便告辞回家了。
翌日，周天瑞打电话约了方鹤松和潘景瑜在饭店门口聚集，然后一同步入饭店。果然，方潘二人站在门口等着他。周天瑞的目的是几个贴心的人聚在一起，凡事好有个商议。
周天瑞和潘景瑜由旋转厅门进入大堂，踏着用乳白色意大利大理石铺成的地面，朝着电梯间方向走去。他们走出电梯，就看见客厅里满是上海工商界的大佬们，正在相互寒暄打招呼呢。周天瑞免不了要挨个过去与相熟的大亨们逐一打了招呼。
年轻俊朗的饭店经理身着一袭黑色西装，戴着玫瑰红的领结，笑容可掬地过来招呼大亨们去酒桌前就座。周天瑞与方鹤松、潘景瑜等人坐了一桌。刚入座，方鹤松就问道：“裁军会议不是无果而终么，宋部长今日宴请我们又为何事呢？”
“依我看么，一则他要给我们工商界做个善后，毕竟是他召集我们到南京与政府参与裁军会议的；二是继续向我们要银子，巨额的军费还得从我们的腰包中掏呢！”虞和德一脸嫌弃地神态。
“蒋委员长依据宋子文核算的财政负担能力，计划将全国的军队减至六十万人。会上各路军阀竭力相争，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于是就不了了之了。”潘景瑜总是有内幕消息，露出略有优越感的神态。
“那就把江浙财团挤干榨尽？”柳宏盛满脸不屑地说。
“你是沪上着名的实业家，岂能放过你呢！”方鹤松笑道。
“你把中国的实业家、金融家拨着指头算算，不就是上海滩的那百十个人么！”潘景瑜说。
“嘿嘿，就是要这些老板掏腰包呢！”尤忠铭撇着嘴笑道。
“咳，闭口深藏舌，藏身处处牢。”周天瑞摇头晃脑地老弟说。
“对呀，祸从口出，少说为佳呢！”胡老先生从后面赶上了几步，拉着周天瑞等同乡坐了一桌。
大亨们都到位坐定了，方见的几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拥着身穿白色西装的宋子文走进了饭厅，其中一个有点面熟的是上海市长。宋子文与席懋公等头面人物握手打招呼，众大亨起身相迎。
寒暄之余，宋子文先举杯向大家敬酒致意，表示欢迎大家的到来。接着，宋子文开始了演讲：“中国乃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枯竭的财政和不值一提工业基础，难以支撑庞大的军队，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裁军，让军人还乡种田去。”
一阵热烈地掌声，打断了宋子文的话头。掌声稍弱，宋子文继续说道：“遣散几十万的士官们，这就需要一笔巨额的编遣费。各位知道，国家虽统一了，但各地的军阀依旧各自为政，在地方上征收高额税赋豢养私家军队。中央实际能收税的也就是东南五省。为尽快结束这种不利于国家发展的状况，政府决心做好这次编遣工作。为安置编遣的士官们，财政部拟再发行五千万元的编遣公债，希望工商界和金融界各位有识之士踊跃认购……”
大亨们此时方才明白宋子文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向江浙财阀们摊派裁军公债。张老先生仗着自己曾经是前清元老、民国农商部的部长，一时忍耐不住，便站起身直言发问：“政府有难处我等必然责无旁贷。自古以来，但凡捐税总有个额度。而今是名目繁多，不分时节，只管索要赋税杂捐；几乎是三日一小捐，十日一大捐；长此以往，只怕工商界和金融界所存无几，皆毙杀于苛捐杂税之下呢！”
方鹤松更是恨恨地说道：“如此向工商界强征捐税亘古未有，无疑于杀鸡取卵么！只怕是把工商界杀光夺尽之时，国民经济也一蹶不振了！”
众大佬也纷纷议抱怨政府毫无节制地狂索税捐，使得工商界经营实力大幅缩水，大多数实业都举步维艰难以支撑。更要命是亏损累累的工商业，拖累金融业坏账猛增，不敢再发放贷款。如此恶性循环，必然会导致国家经济迅速下滑！
宋子文脸色顿时变得灰暗，眼睛望着天花板不予答复。等大家发泄够了，他才恢复了常态，说：“适才张老先生的话虽说过激，但也不是信口开河的虚妄之言。这几年政府连续开征了多种税费，且费大于税，捐又大于费，确实给工商界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些事都经我的手操办的，我是最清楚的。实话说，这样的税赋形式，我也是不认可的，心中也是很不以为然的。长此以往，必然会阻碍工商业的发展，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依据欧美国家的先进经验编制了民国的税法，待蒋委员长审准后实施。我制定的税法的主旨是：凡工商业均按税法标准公开纳税，未经纳税人同意和议会的批准，政府不得随意开征税费……”
大厅里爆发出热烈地掌声和喝彩声。宋子文接下来的讲话无非是劝大家顾全大局，踊跃认购编遣债券。大佬们听得索然无味便悄悄私语起来。宋子文便匆匆结束了演讲，坐回到上海市长的身边。随后，各界大佬们接二连三地讲了话。有的上杆子溜须拍马屁，说是急所国家所急，想所国家所想，毫不迟疑地认购编遣债券；也有的诉说世道艰难的，抱怨捐税太重的。
虞和德站起身来，说：“政府合法的税费，我等自当依法缴纳。但是，政府总要体谅我等不是坐拥金山银山的神仙，更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东海水。如今世道尤为艰难。洋货大举入侵国内市场，国货无法与之竞争，哪家企业都是举步维艰呢！”
荣敬斋说：“日本人的工厂开遍了中国，仅上海就有四十多家日本人开的纱厂；还有那西洋的工厂也是咄咄逼人。东洋和西洋的商家抢占了国内的大部分市场。今年华商的各类工厂倒闭有千余家之多，仅纱厂就倒闭了十余家。请宋部长务必把我等的苦衷转告蒋委员长，非是我等不肯拿出钱来策应政府，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维持呢！”
宋子文只得站起身来尴尬地摊摊手，表示理解和无奈，说：“各位的困难和忧虑我是清楚的，各位负担的税捐也确实是很重的。我知道，各位都已经缴纳了很多军费。这些事情我已向蒋委员长如实汇报过的。但国家实在是正值多事之秋，财政缺口巨大，政府举步维艰。北洋政府时期向各国举借的债务，本届政府得全部承担；各地的军阀又独自控制税收，中央政府实际税收都由东南五省承担的……此次编遣公债实为安置裁撤的军队所需，实属无奈之举……”
“不管是几省在纳税，政府总得有个章程，收税该有个限度，总不能把举国的税费都要我等来缴纳；把我等都榨干了，这工厂还能开得下去么？”胡老先生抖擞着白胡子激动地说。
“政府现在确无切实可行的税法，不过请各位相信，新税法即将颁发，今后政府当依法收税；绝不再肆意加税！”宋子文信誓旦旦地说。
总商会的副会长闻岚亭摇头表示不大相信：“宋部长的话我们是相信的。各级政府是否能照税法收税，恐怕又是另当别论了！”
宋子文尴尬地声称，必定会向蒋委员长进言，尽快实行依法纳税制度。他滔滔不绝地讲授起那一套西方的纳税制度来，与会者却不大买账，也听不进去，交头接耳私下说着闲话。宋子文只得停住了话题，在市长的陪同下到各酒桌敬酒。
虞和德附在周天瑞的耳边，说：“宋子文是在用我等作筹码与委员长讲斤头呐。他想逼迫政府实行西方的纳税制度，把国家的财政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委员长却不这样认为。他早就以为普天之下莫非姓蒋了，天下的钱财尽是他的囊中之物尽可随意挪取，何必多此一举搞什么税法呢！”
“委员长是把我等当作钱袋了。”
“怕是难以摆脱这样的苦果了。你若不肯，他便用白相人手段对付你。傅宗耀之辈便是前车之鉴呢。”
此时，宋子文走进桌子举着杯，说：“各位请举杯，敬请各位体谅政府的难处，尽快认购编遣公债，以便顺利完成此次编遣工作。”
虞和德也起身说：“我敢问宋部长，此次编遣公债以何种形式来收缴呢？”
“这就由陈仲甫负责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来具体操办了。”
一直躲在宋子文身后的陈仲甫，此时不得不站到了人前。他略显得有些尴尬地说：“这批编遣公债的发行工作已经安排就绪。当然了，编遣公债能否发行成功，还需各位金融界和工商界的朋友们鼎立相助才行。”
周天瑞与潘景瑜相视一眼，摇着头说：“看来，你我又得出送数万银元来打发瘟神了！”方鹤松微微摇头，说：“宴无好宴呢！一顿酒食，花费我等数万银元呢！”三人顿时心情沮丧，无心情再喝酒只等着散席走人。
此后，江南五省继续承担全国的财政开支，而且税赋日高一日。宋子文不断地向江南五省摊派国库券，先是三千万元，同年十月又续发国库券四千万元，各种名目繁多的捐税不绝而来。江浙财阀此时才真正品尝到了与新军阀联手后的难以下咽的苦果。
资本家手中的资金多数都成了政府的债券。然而，社会总资产是有限的，资金都流入证券市场，实体产业资金就必然短缺，发展必定会严重地受阻。这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实体经济发展规模影响金融业的规模，反过来，金融业规模又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国民政府正是有了江浙财阀稳定的财源才站稳了脚跟，并不断的扩张实力。北伐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大致形成南京、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沈阳等六个军权中心。不久，军阀们为争势力范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史称中原大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政府又开征各种税费，在江浙财阀的钱袋里挖掘巨额资金，才赢得了这场大战。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便都消耗在无穷尽的征战中了，使得社会经济始终难以正常地发展。江浙财阀的噩梦就此无限制地延伸下去，直到国民政府垮台都无法摆脱这种厄运。
与北洋时期相比，企业家已经失去了市场和社会的影响力。南京政府新近出台的组织法，把所有商会参与的事务和拥有的市场权力全部收归政府。社会便不再拥有自然形成市场逻辑，所有经济规则必须服从于政府的指令。
政府权限无边际地扩大，进入大政府主义时代。这种政治生态，导致作为社会精英和企业家团队严重流失分化；不少人为了生存被迫成为政府的官员，从此不再有开创市场的作为；更多的人对政府失去希望，退出市场游走于海外，成为海外华籍富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实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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