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28上海事变开始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巨大影响，调查团果然按照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他们的目光被吸引在了上海，上海战场一开，世界的目光全部被吸引在了上海。
1月29日凌晨，日军增援1700多人，凭借飞机、装甲车狂轰滥炸，扬言“四个小时攻下闸北”。19路军在防空、重型装备缺失的情况下，将手榴弹捆在一起炸毁日军装甲车履带，敢死队冒死近战，经多次阵地争夺，击毙日军100多人并炸毁5辆装甲车，成功击退进攻。
日军随后转而进攻吴淞要塞，还将交通枢纽上海北站列为重点摧毁目标。中国守军严守吴淞阵地，国民政府命令空军也派出战机协同作战。
上海战局不利的消息很快传至关东军与日本参谋本部。为达成既定作战目标，日军迅速更换前线指挥官，并向上海方向增调兵力。这一动向很快被南京方面所掌握。
此时正从保定南下武汉的周亦云得知军情紧急，立即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战电文，当周亦云的电文发出去之后，请战电报不断的送到了南京。
南京委员长府邸内，毛庆祥手持一叠电报快步走入，向司令报告：“司令，这些都是我中央军将领主动请缨的电文。”
此时的司令正在处理政务，听闻毛庆祥的话，司令略感意外，抬眼看向毛庆祥问道：“都有哪些人？”
毛庆祥禀报：“周亦云、杜玉明、张治中等二十七位将领。”
司令听闻当即指示毛庆祥召集侍从室主要官员召开紧急会议。
在会上，司令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海是我国民政府的财政命脉，绝不容有失。但以我军现有实力，尚难独自击退日军。当前要务，应立即将‘外交斡旋’作为解决淞沪战事的核心策略。”
很快，与会众人便围绕这一既定策略展开讨论。当侍从室官员们得知政府已决心将外交途径作为优先选择时，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主张立即联络英美驻华使节，利用列强在华利益牵制日军行动；也有人建议通过第三国向东京传递和谈信号，试探日方底线。
就在这场小型会议进行的同时，上海前线战报如雪片般飞入南京统帅部。日军新增的两个师团已在吴淞口完成登陆，国军防线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份紧急军情让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外交斡旋必须争分夺秒，前线的将士们可能等不了太久。
司令听取最新军情后，立即意识到此战不仅需要借助国际舆论施压，更要以坚实的军事行动为后盾，实现“以战促和”。但在前线指挥官的人选上，他却一时难以决断。此人既要具备足够的资历与威望，又须出自中央军嫡系，能确保在有限的战役规模内有效阻滞日军攻势；更重要的是，其麾下部队绝不能影响到对江西红区的主力围剿。
司令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周亦云，但站在旁边的，一位侍从武官适时提醒道：“司令，周将军刚返回东北，旋又从保定南下，若再委以重任，恐功高震主，黄埔侧目。”此言切中司令的要害。
司令不得不考虑，在考虑之后，经与幕僚们反复商议，司令最终决定：调遣嫡系第四集团军东进，驻防南京、苏州等要地，同时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增援上海战场。这一部署既确保了淞沪前线的战斗力，又未动摇“剿共”大局，还可以完全占领上海这个财税重地可谓三全其美。
很快命令就传到了武汉，18军迅速的动员了起来，等待鄂军回到武汉，很快周亦云所部鄂军奉命回防原驻地。部队开进武汉时，城中父老箪食壶浆，夹道相迎。欢呼声与鞭炮声连绵不绝，征尘未洗的战士们望着熟悉的街巷与乡亲，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此时的周亦云与杜玉明等人并肩登上武昌城楼。凭栏远眺，长江东去，烟波浩渺。周亦云沉默片刻，转身对着杜玉明郑重说道：“玉明兄，此去上海，还望万事小心。日军舰炮犀利，射程既远，威力又巨，我军在水域作战中常吃大亏。黄浦江上的敌舰，不可不防，定要注意安全。”
杜聿明闻言动容，用力握住对方的手：“亦云兄叮嘱，玉明谨记在心。你在武汉整补兵马，建设武昌，责任同样重大。盼来日我们在一起作战，共破敌寇！”
二人相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此时蒋先云也快步登上城楼，三位将领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简短话别后，杜聿明转身大步走下城墙，登上等候已久的军用汽车。车队卷起烟尘，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东方的晨雾之中。
赣省中央苏区，一封来自南京的紧急密电打破了苏区的平静，机要员很快便把急电火速送至在中央军委的博故手中。博故打开电文，眼中闪过一道锐光，不禁击节叹道：“真乃天助我也！”
博故当即指示联络员尽快联系鄂省，让鄂省省委和侯进如取得联系，将这一最新局势变化传达过去。
与此同时，武汉的夜色正浓。一艘客轮缓缓靠拢江汉码头，侯进如独立船头，望着眼前景象，不禁怔住——整座城市灯火通明，街道上人流如织，这番繁华景象，与他想象中的武汉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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