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起义成功的消息如星火燎原，迅速传至赣省的临时中央。中央常委博故在收到加密电文的第一时间，便快步走向在外面的办公室，连门都忘了敲。
“成功了！武汉……拿下了！”博故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发颤，他将电文纸放在一众王民路线的党员面前，上面简短的几行字却重若千钧：“黎明已至，武汉光复。周、蒋、侯。”
众人霍然起身，仔细审阅着电文上的每一个字，眼中闪过难以置信而又兴奋的光芒。在传递到最后一个人的手里，博故立刻指示道：“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前委发去贺电，肯定他们的英勇行动。同时，命令他们务必巩固城防，特别是提防东、北两个方向的敌军反扑，并迅速建立革命秩序。”
紧接着，他亲自草拟了一份给在共产国际的王民的紧急报告，详细陈述了武汉起义的经过及其对全国革命的战略意义。这份报告通过秘密电台，跨越万里，飞向莫斯科。
王民接到消息之后都大喜过望，他将消息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共产国际，很快消息被迅速呈送至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在听取汇报后，站在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在中国中部停留许久。他取下烟斗，对身旁的莫洛托夫说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东方革命需要更直接的支援。”
他随即做出明确指示：“推动我们的军事和政治顾问做好快速入华的准备。要选择最有经验的人，特别是那些了解我们城市工作和军队建设的同志。告诉他们，行动要快，但必须绝对保密。”
此令一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和红军总参谋部下属的国际部门立刻高效运转起来。一批经历过国内战争和城市保卫战、且对中国情况有相当了解的资深顾问被秘密遴选出来，最终共产国际，提报给王民做出选择，在王民等人大喜过望中开始办理手续，准备通过各种隐蔽渠道，尽快赶赴中国。
武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至党中央，立即在内部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响。以博故、王民为代表的“国际派”欢欣鼓舞，视其为贯彻城市中心暴动路线和共产国际指示的重大胜利。博故更是在本土派的同志尚未及做出系统反应之前，便迅速拍板，对起义进行了直接的指挥和支持。
然而，本土派的同志则对此保持着审慎的保留态度。他们基于对华夏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并不认为在敌人力量依然强大的中心城市举行起义是恰当的时机，其担忧更侧重于起义后如何巩固政权、应对围剿以及能否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有效战略配合等长远问题。
此时的东华山。他通过内部参考、乃至南京政府的官方报纸，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动态。武汉起义的消息以及随之而来的局势变化，促使他迅速结束休养，启程返回中央苏区的领导核心。
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并未局限于武汉一隅。他同样通过各种渠道，持续跟踪着淞沪抗战的每一分进展。当南京政府最终调动部队增援上海，展现出抵抗姿态时，他明确表达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符合全民族抗战的大义。然而，对于国际派在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贸然发动武汉起义，以及为了策应武汉而发以及抓住时间打破敌包围圈的的赣州战役，他始终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在他看来，国际派这种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盲目追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激进策略，完全背离了中国革命的现实。他苦心构建并一再强调的战略主张，即在日军侵华的时候、面临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党和军队首先在农村根据地巩固发展，同时推动全国抗日救亡的运动，将革命斗争与民族解放有机结合，
然而这一切都被国际派在武汉起义的枪声彻底打乱。国际派的冒险行动，不仅过早暴露了革命力量，招致反动势力的疯狂围剿，更使他提出的兼顾抗日与红军生存发展的务实路线在党内陷入了被动。
果然，武汉起义的消息公开后，国内舆论哗然。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舆论主导下，他们被描绘成“破坏抗战后方”的势力，使党和红军在政治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下山之后，形势严峻，党立即提议并和主持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本土派与国际派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会上他严厉批评国际派的主张是拿革命党人以生命为代价的军事冒险，指出武汉起义在政治上过早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在军事上使我军陷入敌人重兵包围的险境，完全脱离了华夏革命的实际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浪潮。
“同志们！”他指着地图上已经被敌军调动的箭头紧紧包围的武汉，声音沉重而锐利的说道，“我们某些同志，被几句口号冲昏了头脑，看不到敌我力量的悬殊。他们以为拿下武汉就是革命的巴黎公社，但这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州起义！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根基，在农村，在广大的群众之中，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更不在于这种毫无胜利希望的孤注一掷，也不是在遥远的红色联盟！”
这场会议，成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的开端。然而，由于国际派此时仍得到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并在中央占据多数，本土派同志等人的正确意见未能被立即采纳，华夏革命的道路，在1932年春天的武汉，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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