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子林站在药膳店门口，望着街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象，心底泛起一阵感慨。时代的巨轮终究是往前滚了，那些困在四合院里的是是非非，如今都成了轻烟般的过往。
一大爷佝偻着背在院门口晒太阳，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收音机，不再念叨“养儿防老”的陈词滥调。有次何子林给他送药膳粥，老人忽然说：“子林啊，从前我总觉得规矩比天大，现在才明白，人活一世，能看着后辈走正道，比啥都强。”阳光落在老人斑白的鬓角，他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嬉闹的孩童，像是在看另一个时代。
许大茂的消息是从菜市场王大姐那儿听来的。那女人一边择菜一边咋舌：“哟，您可听说了？许家那口子，穿得油光水滑地回院儿了，说是在深圳倒腾电子表发了财！”何子林想起许大茂从前总拎着鸟笼在院里晃荡的样子，如今竟也成了“下海”的弄潮儿。某次在胡同口偶遇，许大茂西装革履地递来名片，上面印着“贸易公司总经理”，握手时金表在腕间闪了闪，两人相望一笑，竟无半句旧怨。
三大爷阎埠贵最近常蹲在药膳店门口看账本，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嘴里嘟囔着“市场经济”“成本核算”。他那几个儿子不再围着饭桌争窝头，老大在国营厂搞技术革新，老三考上了财经大学。有回阎埠贵非要给何子林算药膳店的利润率，末了推推眼镜说：“子林啊，从前我总盯着一分一厘，现在才知道，人活得敞亮，比算计那点小钱舒坦。”
二大爷自从纠察队解散后，就很少在院里露面。偶尔见他拎着鸟笼往公园走，背更驼了，腰间却多了个收音机，听的不再是样板戏，而是评书《三国演义》。有次暴雨突至，何子林看见他在街角帮卖菜的老太太收摊子，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淌，老人的背影竟显得有些慈蔼。
娄小娥的消息是从香港寄来的信里得知的。信封上印着“唐氏集团”的烫金logo，信里夹着张照片：曾经穿着布拉吉的姑娘，如今戴着珍珠项链站在高楼前，身后是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她在信里说，当年离开四合院时，兜里只有五块钱，如今能在香港站稳脚跟，靠的不是算计，而是“往前看”的狠劲。何子林望着照片里的女人，忽然想起她从前在葡萄架下唱《牡丹亭》的模样，恍如隔世。
刘岚的三个孩子都出息了：老大考上了军校，老二在纺织厂当技术骨干，最小的闺女跟着许大茂去了深圳。有回刘岚来药膳店喝汤，说起孩子们，眼角眉梢都是笑：“从前总觉得日子熬不出头，现在才知道，只要孩子们有奔头，当妈的吃多少苦都值。”她鬓角添了白发，却比从前利落了许多，据说在街道办开了个托儿所，专门带双职工家庭的孩子。
贾张氏最近常来药膳店买小米粥，不再扯着嗓子骂街。她瘦了不少，脸上的横肉没了，皱纹里都是岁月的褶皱。有次何子林多给她添了勺莲子，老人忽然抹了把眼窝：“东旭走那年，我总想着跟你们争这争那，现在才明白，人老了，能喝口热乎汤，比啥都强。”何子林没说话，往她兜里塞了包驱寒的艾叶，看着她拄着拐杖慢慢走远，想起贾东旭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对我妈好点”的场景。
时代的风暴过后，四合院里的人都散落在不同的轨迹上。何子林站在药膳店的蒸腾热气里，看着玻璃柜里整齐码放的黄芪、枸杞、党参，忽然明白：那些曾以为过不去的坎儿，那些争得头破血流的恩怨，在时代的浪潮里，都不过是一粒沙。如今人们不再困在方寸之地计较得失，胡同里的自行车铃铛声里，飘着的是“下海”“经商”“考大学”的新鲜词儿，连空气中都浮动着希望的味道。
夜里关店时，何子林看见冉秋叶牵着何至善在路灯下等他。小家伙举着新买的电子表晃来晃去，奶声奶气地喊：“爸爸快看！许叔叔送我的！”远处传来夜市的喧闹声，烤串的香气混着蝉鸣飘过来。何子林接过冉秋叶递来的凉茶，望着四合院方向的万家灯火，忽然笑了——这人间烟火里，藏着多少人破茧重生的故事，而他们，不过是其中最普通的一缕。
系统苏醒的倒计时还剩四年，可何子林已经不再琢磨那些虚无的事儿。他擦了擦药膳罐上的水汽，想着明天该去药材市场进些新到的天麻，想着何雨水在医学院的解剖课，想着何至善明天要去上的幼儿园。巷口的老槐树又抽出了新芽，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给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轻轻打着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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