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即位，承吕氏乱政之余波，以仁孝宽厚、清静无为定鼎朝堂，开启“文景之治”之序幕。其施政核心，尊奉黄老之学，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之策。一时间，天下疲敝得以舒缓，仓廪渐实，百姓乐业，汉室气运所化之赤龙，褪去暴烈杀伐之气，转而显化温润仁德、厚重载物之象，与文帝周身那源自紫微帝星的守成安民之光交相辉映，稳固成长。然，思想之域从未真正平静。黄老之学虽居庙堂之高，然儒家、法家等诸子遗脉，于江湖之远、朝堂角落悄然滋长，暗流涌动，等待着喷薄而出的时机。
未央宫，宣室殿。
文帝常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后再度起用）、御史大夫张苍等重臣议政。其所问多关乎民生疾苦、刑狱宽简、边患安抚。
“朕闻《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今岁田租减半，徭役三日一更，刑狱务求宽简，与匈奴复通和亲。众卿以为如何？”文帝声音温和，却自带一股令人信服的仁德之力。
陈平躬身：“陛下圣明。黄老之术，合于当下民力疲敝之实。轻徭薄赋，使民得蓄力于田亩，数年后，国库自然充盈，此乃‘无为而无不为’也。”
张苍精通律历算学，补充道：“然‘无为’非‘不为’。律法需明，赏罚需信，度量需一，此乃法度之‘有为’，为‘无为’之基石也。” 其周身法家秩序之气与道家自然之意巧妙融合，体现出文景时期思想杂用的特点。
周勃则更关注实务：“陛下，与匈奴和亲，乃缓兵之计。然边塞不可不防，细柳、霸上等军，需常备不懈，以武备保‘无为’。”
文帝皆从善如流。
此政令推行，天下确得实惠。
文帝自身俭朴，常衣弋绨，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仁德，天示祥瑞，竟有玉杯刻“人主延寿”献于宫中。文帝亦不以为喜，反下诏曰：“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又获嘉瑞，是羞朕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天庭，凌霄宝殿。
昊天上帝观照下界，颔首道：“刘恒以仁德守成，合于天道休养生息之律。汉室气运得此滋养，根基渐厚。然，物极必反，柔不可久。北患未除，诸侯坐大，其子继位，当需刚柔并济之势。着巡天司，记录其仁政功德，然亦需监控其隐忧。”
“臣遵旨。”仙官记录：文帝施仁政，天道降下丝丝祥和功德之气，融入汉室国运，然北方匈奴煞气与关东诸侯王隐隐自立的桀骜之气，仍如暗疮，伏于国运光鲜表皮之下。
幽冥地府，功过司。
因文帝废除肉刑（缇萦救父，文帝废肉刑），改以笞刑、劳役，枉死城中因酷刑而死的冤魂数量大减，怨气稍平。
“汉帝刘恒，推行仁政，轻刑薄赋，活人无数，积有阴德。待其寿尽，可引入善道，转生福地。”判官批注。
平心娘娘漠然视之：“然其‘无为’，亦纵容诸侯骄奢，埋下祸根。功过相抵，依律即可。”
西方极乐世界。
准提道人曰：“世间有仁君，乃众生之福。然‘无为’之治，近乎‘空寂’，正可为我佛‘寂灭’之理预铺道路。可令行者，于民间多宣扬‘慈悲’、‘忍辱’之说，潜移默化。”
佛光微动，悄然洒向中原。
然，绝对的“无为”并不可得。 文帝虽仁，亦需面对现实挑战。
北方，匈奴老上单于继位，屡背和约，寇边不止。
文帝忧之，遣使责问，亦加强边备。时有名士贾谊，年少英才，上书《治安策》，痛陈时弊：“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其论核心，在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弱诸侯王权，巩固中央集权；更主张积极对抗匈奴，“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贾谊之才，惊采绝艳，其神魂之中，竟有文曲星君格外浓郁的垂青之光，思维敏锐，词锋犀利，充满儒家积极入世、革除弊政的昂扬之气。然其主张，与当时主流的黄老无为思想格格不入。
文帝虽欣赏贾谊之才，召为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然终因周勃、灌婴等老臣斥其“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未能尽用其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贾谊郁郁不得志，于湘水之畔，作《吊屈原赋》，抒其怀才不遇之悲，后忧愤早卒。其魂归地府，文曲星辉黯淡，判官叹其才高寿夭，准其转生文翰兴盛之家，再续才思。
贾谊之遭遇，标志着在黄老思想占据绝对主导的朝堂之上，儒家积极进取的治国理念首次尝试登台便遭遇挫败。 然其思想种子，已悄然播下。
文帝后期及景帝即位初期，另一大隐患爆发——诸侯王坐大问题。
刘邦所封同姓诸侯王，经数十年休养，势力膨胀，尾大不掉。尤以吴王刘濞（刘邦侄，掌东南富庶之地，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等最为骄恣。
御史大夫晁错，习法家刑名之学，性格峭直刻深，得景帝信任，号为“智囊”。其目睹诸侯僭越，深以为忧，上《削藩策》，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晁错神魂之中，法家锐利之气与幽冥地府一丝审判道韵相结合，使其行事果决，不畏权贵。景帝从其言，开始削夺楚、赵等国封地。
此举顿时引爆矛盾！吴王刘濞联合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等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叛军声势浩大，号称五十万，直指长安！朝野震动，景帝惊恐，误信袁盎之言，企图舍车保帅，诛杀晁错以平息叛乱。然晁错已死，叛军不退，景帝方知七国实欲夺位，乃决心平叛。
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临危受命，率军出征。亚夫深得兵家之要，坚壁清野，避敌锋芒，断其粮道，待其自溃，后一举击破叛军。三月而平乱，七王皆死，诸侯王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景帝趁机收回诸侯王治民权及大部分封地，推行“推恩令”之前身，进一步削弱诸侯。中央集权大为加强。
此平乱过程，虽兵戈再起，然天庭视之为人道内部秩序整合之必然阵痛，未予干预。周亚夫用兵如神，其兵家战魂之气凛冽纯正，得天庭斗部星力隐隐加持。晁错虽冤死，然其削藩之策，符合巩固中央集权、强化法度**的天道趋势，故其魂入地府，功过相抵后，判其转生法吏之家。
经此一乱，纯任“黄老无为”的弊端显露无疑。 朝廷意识到，对内的诸侯割据、对外的匈奴威胁，绝非单靠“无为”可以化解，必须辅以更积极、更有为的手段。法家“强化中央集权”的思想与兵家“重视武备”的理念，重要性再次凸显。
与此同时，儒家并未沉寂。
河间献王刘德（景帝子），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于封国内大肆搜集先秦古籍，“得书多，与汉朝等”，尤重儒家经典。许多在秦火中幸存、由儒生口耳相传或藏于壁中的《诗》、《书》、《礼》、《易》等得以重新整理面世。
鲁地大儒申公、辕固生，燕地韩婴，皆广收门徒，传授经学。虽未直接参政，然其影响力在士林与宗室中逐渐扩大。儒家“尊王攘夷”、“大一统”、“礼乐教化”的思想，与中央集权的需求隐隐相合。
而道家黄老之学，亦在演变。
景帝母窦太后，极好黄老之言，命景帝及诸窦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然其所谓“黄老”，已渐趋保守僵化，成为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革的工具。其对儒家等学派，持排斥态度。史载辕固生因贬低《老子》为“家人言”，触怒窦太后，竟被命入兽圈刺野猪，险遭不测。
故文景之治后期，朝堂思想呈现复杂格局：
1. 官方主导：黄老无为思想，然内部渐分化为“积极顺应（文帝初期）”与“保守僵化（窦太后）”。
2. 暗流涌动：
- 儒家：通过民间讲学、典籍整理，积蓄力量，其“大一统”、“礼治”思想暗合中央集权需求。
- 法家：通过晁错等人实践，彰显其“强化君权、削藩弱枝”的现实效用。
- 兵家：通过平叛御侮，证明其不可或缺。
天庭观此格局，亦有所动。
“黄老独尊之势将衰，百家复苏之机已显。儒家之气运，似有勃发之兆，然其能否契合新帝之心，犹未可知。”太白金星奏曰。
昊天上帝淡然道：“静观其变。人道思潮，亦如潮汐，涨落有时。下一帝星，似有雄才大略、更张改制之志。届时，方是百家真正争鸣于庙堂之刻。”
幽冥地府，功过司记录： 文景之治，民生得以休养，大量生灵免于饥馑战乱，总体功德大于业力。然诸侯之乱、边患之扰，亦产生杀孽与怨气。
西方极乐世界， 则继续默默传播其教义，于乱世中收获信众。
文景之治，以黄老思想抚平创伤，积累国力，为大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其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与思想分歧也已积累至临界点。一个需要更强有力指导思想、更具开拓精神的时代，呼唤着一位能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北击匈奴、开拓疆土的雄主降临。
未央宫深处，那温润的赤龙之气，已开始悄然酝酿一丝凌厉与扩张的锋芒。洪荒人道的又一场巨变，即将在一位年轻帝王的雄心壮志中，拉开帷幕。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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