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的旧闹钟蒙着层灰，指针停在凌晨五点，钟面上的“上海制造”字样早就模糊，钟摆的铁丝锈成了褐色，却还保持着摆动的姿势。这是姥姥年轻时买的，当年她在纺织厂上班，全靠这闹钟叫醒，铃声“叮铃”响得脆，像在催着日子往前赶。
姥姥说这闹钟“准时”。夜班回家，她总要把闹钟调准，说“睡几个小时就得起，误不得事”。有回闹钟坏了，她抱着它去修了三次，修表师傅说“太旧了，换个新的吧”，她却摇头：“这钟跟我熟，换了新的，我怕醒不来。”
闹钟的玻璃罩裂了道缝，姥爷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胶带的痕迹像条银线。现在姥姥退休了，闹钟却还在床头，她说“听着钟摆的声，睡得踏实”。其实她是听着那声音想当年——车间的机器响，同事的笑声，闹钟在枕头边的陪伴，都是日子转出来的暖。
墙角的旧箩筐用柳条编的，柳条泛着浅黄，筐底的柳条断了几根，用细麻绳绑着，却还能装些轻东西。这是爷爷拾柴用的，当年他背着箩筐上山，筐里装满枯枝，柳条被压得弯成了弓，他却走得稳稳的，说“箩筐认我，不晃”。
奶奶总用箩筐晒干货，红薯干、柿饼子，铺在筐里，说“柳条透气，晒得匀”。我小时候总爱往箩筐里钻，把自己当货物，爷爷就背着我转圈，箩筐“咯吱咯吱”响，像在笑。
箩筐的提手磨得发亮，爸爸想把它烧了，爷爷却把它搬到屋檐下，说“下雨时能接些落叶当柴烧”。其实他是舍不得——那箩筐里装过的枯枝，是冬天的暖；装过的野果，是孩子的甜；装过的日子，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实。
窗台上的旧砚台是块普通的石头，砚池里的墨迹干成了块，边角被墨条磨得圆润，像块浸了油的黑面包。这是姥爷教我写毛笔字用的，当年他握着我的手，在砚台上磨墨，说“墨要磨得匀，字才能写得正”。
姥爷说这砚台“吃墨”。每次磨墨，他都要往砚池里滴三滴水，说“多了淡，少了涩，刚好能养墨”。有回我把砚台摔在地上，磕掉了个角，姥爷却笑着说“破了更好，墨香能透出来”。
砚台的侧面刻着个“勤”字，是姥爷的笔迹，笔画里还留着墨痕。现在我早就不练字了，砚台却还在窗台上，姥爷偶尔会拿起它，说“哪天有空，再教你磨墨”。其实他是想让砚台等着——等我想起那些握着他的手的日子，等墨香重新漫出来的暖。
门边的旧马灯玻璃罩碎了，灯座的铁皮锈成了红褐色，灯芯的棉线早就干硬，却还保持着燃烧的形状。这是爷爷巡夜用的，当年他在生产队看场院，就提着这马灯，灯光“忽明忽暗”照在麦垛上，马灯的影子在地上晃，像个跟着他的伙伴。
爷爷说这马灯“不怕风”。再大的风，灯芯都能稳稳地燃着，说“灯芯有股犟劲，跟咱庄稼人一样”。有回马灯被风吹倒了，煤油洒了一地，爷爷却没心疼，说“只要灯还在，就能再灌油”。
马灯的提手松了，爸爸想把它扔了，爷爷却找了截铁丝把它绑好，说“挂在门边，夜里能当个念想”。其实那马灯里藏着的不只是煤油，是爷爷在麦垛边的脚步声，是星光下的守护，是个老人把日子照得亮亮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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