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掉手机。
屏幕黑了，屋里没了一点光。外面天很黑，整栋楼只有走廊尽头有一盏绿灯亮着。我靠在椅子上，手指摸着手机边框。刚才赵勇发消息说，阿强送到了医院，暂时安全。可我知道，“暂时”这两个字不保险。
医生说药还没排干净，阿强脑电波乱跳，像被什么东西刺激着。监控里他一直昏迷，但右手一直在空中划一个符号，像是字母，又像密码。没人看得懂。只有李悦小声说了一句：“和水泵站墙上的刻痕一样。”
但现在我去不了钟楼。坐标也不能碰。
我们一动，对方就知道。
这不是查案，是被人牵着走。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过去三天的事：阿强在变电站倒下时的眼神，周子衡出现在监控里的样子，还有那份灰塔项目的名单——上面三十多人全写着“遇难”。可周子衡活生生站在摄像头前，穿着巡检员的衣服，手里拿着检测仪，好像从没死过。
更可怕的是，他知道我们会怎么查。
每次我们调监控，三十七分钟后信号就断；每次我们追Ip，不到一小时那个节点就没了；有一次我们刚决定派人进排水渠，二十分钟后那里就停电，还冒出毒气。
他们不是防我们，是在等我们。
我睁开眼，起身走到门边，拉开会议室的门缝。李悦就在外面，靠着墙站着，手里紧紧攥着一张存储卡，手指都发白了。她抬头看我，眼里有累，也有急。
“你一直在这儿？”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把卡递给我。我接过卡，放进证物袋，拉好外套口袋。这张卡里是阿强设备最后的数据，没加密的部分只有一串坐标和三个字：“钟楼下”。
但我们不能去。
我看她：“别联网。”
她点头，嘴唇动了动，还是没出声。
我把她带进小会议室。房间不大，中间有张长桌，放着一台老录音机，是我们特意找来的不用网的机器。四把椅子围一圈，墙上贴着照片、线索纸条和时间表。空气有点闷，混着旧纸和干咖啡的味道。
十分钟后，赵勇进来。
他没脱夹克，额头出汗，喘得有点急。进门就说：“人醒了，但说不了太多。药还在身上，医生不让刺激他。”
我让他坐下。
他一屁股坐下来，抹了把脸。“我已经安排两个便衣守门口，医院内部网络也隔离了。但他刚才突然坐起来，对着天花板说了句‘他们听得见’，然后就开始抽搐。”
我和李悦对视一眼。
“所以不是幻觉。”我说。
“也不是巧合。”李悦低声说，“他在传信息，只是我们看不懂。”
赵勇皱眉：“你是说，他说的每句话都有用？”
“不一定是有意。”我说，“但也可能有用。关键是，谁在听这些话？”
屋里安静下来。
一会儿后，我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到人，是对方总比我们快。”
赵勇抬头：“你是说，里面有内鬼？”
“不止。”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笔写下几个词：
行为模式｜响应速度｜信息泄露路径
“他们知道我们要查什么，什么时候查。”我一边写一边说，“这不是靠监听能做到的。这是一种预判。我们一动，他们就动。说明我们的动作已经被他们掌握了。”
李悦坐在桌角，低头看着手，指尖微微抖。她终于开口：“我试过用本地模型反推信号路径。建了个离线神经网络，想还原数据是怎么跳的。但每次刚搭好，关键节点就失效。就像有人提前拆了路。”
“所以不能再按原来的办法走。”我说，“他们靠的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查监控，他们就断信号；我们追人，他们就控制线人。如果我们停下呢？”
三个人都不说话。
外面传来巡逻车的声音，雨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轻轻敲着窗户。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停不下。
阿强被灌药，意识不清还在划那个符号；周子衡明明死了三年，却出现在监控里；灰塔项目名单是假的，当年爆炸根本没结案；我们在档案馆找到一份会议纪要，发现至少七个科研人员不在死亡名单上。
已经走到这一步，退不了。
也不能再往前冲。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白板，在中间写了三个字：
看与被看
笔尖划过白板，发出声音。
“过去三天，我们做了六次追踪。”我一边写一边说，“每一次都是发现线索→调数据→派人跟。流程固定，时间规律。而他们每次都在两小时内应对。”
我把六次行动的时间列出来，标出每次开始到对方出手的间隔。
第一次：查水泵站监控 → 1小时58分钟 后信号断
第二次：定位阿强活动区 → 1小时42分钟 后基站坏
第三次：分析排水槽残留物 → 1小时36分钟 后服务器崩
第四次：联系退休法医复查 → 1小时29分钟 后医生家断电
第五次：申请进灰塔遗址 → 1小时17分钟 后上级叫停
第六次：恢复阿强设备日志 → 37分钟 后芯片烧毁
“这不是运气。”我指着最后一个数字，“他们不需要盯着所有系统。只要知道我们启动哪类查询，就能猜下一步。比如查监控，就会调布防图；查人，就会翻档案。抓住这个规律，就能提前动手。”
赵勇抬头：“那我们就换方式。”
“对。”我点头，“不再追一条线。要把所有信息重新理一遍，不为找结果，只为找漏洞。”
李悦忽然说：“你是说，反过来查我们自己？”
“是。”我看她，“查哪些操作最容易被发现，哪些数据容易被截。然后绕开这些路。”
她沉默几秒，开口：“我可以查权限访问日志的反向记录。不看谁看了什么，而是看谁在不该出现的时间登录。比如半夜查非密文件，或者反复看同一份报表。”
“我去整理外勤记录。”赵勇说，“看看每次行动前有没有共同动作。比如申请车、报路线、领装备。他们可能就是从这些环节拿到消息的。”
我点头。
“还有一个方向。”我说，“灰塔项目当年的人。官方说三十多人全死了，可周子衡没死。那还有没有别人也没死？他们是怎么进市政系统的？巡检员的身份不是随便能拿的。”
李悦记下。
“我可以查近五年电力、水务、通信系统的入职名单。”她说，“重点看背景不清楚、档案不全的人。特别是突然调岗或升职的。”
“还要核管网改造时间。”我说，“如果他们是借工程埋东西，那施工时间和符号出现时间应该对得上。”
赵勇站起来，在白板上画一条横线。
“我来做时间轴。”他说，“把三次符号出现、两次信号中断、线人失联、数据中心异常全标上去。再叠最近三个月的维修公告和施工许可。”
我看白板慢慢填满。
照片、时间、名字、箭头。乱的信息开始成形。
这时李悦说：“我们之前太依赖技术了。”
我们都看她。
“每次出问题，我就想用更高级的算法、更隐蔽的路径。”她说，“但他们早就看穿了。我们越努力追，越暴露。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找人，却忘了光也会照到自己。”
“所以这次不追。”我说，“先稳住脚。”
我拉开背包，拿出一叠纸质档案。是昨天从市档案馆拿的灰塔项目资料。没有电子版，全是手写批注和老打印件。纸发黄，边角卷，有些页还有茶渍。
“从今天起，所有核心讨论不联网。”我说，“资料用手传，结论用笔写。不准拍照，不准上传。任何数字操作，必须三人同意，并且断网进行。”
赵勇接过一份，翻开。
“行。”他说，“那就当回到二十年前办案。”
李悦也拿了一份，坐下。
“我先查电力系统。”她说，“查2013年后进巡检队的人。重点看有没有科研或军事背景。”
“我负责外勤流程。”赵勇说，“把最近五次行动的准备步骤全列出来，看哪一步最容易泄密。”
我坐在主位，打开笔记本。
第一页写着：谁在利用规则？
第二页是七名灰塔项目成员的名字。林振声、陈婉秋、许昭阳、吴明远、沈之恒、秦岚……最后一个，是周子衡。
我看这个名字。
他不是逃犯。他是研究员。他知道警察会怎么查，所以他设计了被发现的路径。水泵站的刻痕，排水槽的胶状物，变电站的金属微粒——都不是为了藏，是为了引。
引导我们看到他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
那真正目标在哪？
我翻到最后一页，写下三个问题：
周子衡为什么要出现？
“钟楼下面睡着”真是阿强说的吗？
如果整个城市是实验场，那目的是什么？
我把本子合上。
“大家分头做。”我说，“明天早上六点，这里集合。不打电话，不发消息，直接来。”
赵勇起身，把椅子推回去。
李悦收好材料，把笔记本装进包。出门前，她回头看我。
“这次不一样。”她说，“我们不再跟着他们走。”
我点头。
门关上了。
屋里只剩我一个人。
我把桌上的资料重新摆一遍。把无关的拿走，留下三份：灰塔项目人员清单、市政管网施工日志、警局任务报备记录。
我翻开第一份。
纸发黄，有折痕。某一页有个红圈，圈住一个名字：
方黎
职位：三级工程师
备注：家属申请迁葬未果，骨灰暂存第七区火化场。
我没见过这人。
但在昨天下午，我在一段旧监控里看到过。
那是研究院后门的夜间录像，时间是爆炸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画面模糊，有雪花，但能看出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提着黑箱子走出侧门。他戴口罩，帽子压低，走路姿势特别——右肩下沉，像是长期扛重物的习惯。
我放大画面，一帧一帧看他的脚印。他没去停车场，而是拐进绿化带小路，消失在镜头外。
后来我们查周边摄像头，想追他去哪，却发现那一片所有监控在当晚十一点十五到四十之间全部“维护”，没录像。
而就在今天上午，市政官网发公告：第七区火化场周边要铺电缆，工期三天，从今天开始。
巧合吗？
我不信。
我拿笔在“方黎”旁边画圈，连一条线指向“第七区火化场”，再连到“电缆铺设工程”。
下面写新问题：
方黎真的死了吗？
骨灰为什么不能迁？是不是用了别的身份？
电缆工程是不是在部署信号节点？
我继续翻档案。
另一份附录里，我发现一份没公开的研究日志摘要，署名“F.L.”，日期是爆炸前三天。内容很短：
实验体L-7出现异常神经同步，频率接近城市主电网波动。怀疑环境共振。建议暂停二期接入。
F.L.——是方黎？
我心里一震。
如果他是项目成员，掌握这些数据，那他的“死”本身就可疑。而且这份日志从未归档，是夹在一本审批表里，像是被人故意藏起来，又故意留痕迹。
我又翻施工日志。
第七区火化场的电缆工程由“宏通建设”承包。这家公司近三年中标了全市17%的市政弱电项目，但注册资本只有300万，法人代表是个退休工人，叫陈德海。奇怪的是，项目技术负责人是个姓崔的年轻人，简历显示他毕业于南方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参与过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物联网项目。
我记下名字：崔砚
再翻第三份文件：警局内部任务报备记录。
这是我昨晚偷偷复印的。按规定，所有外勤都要填《任务申报单》，写明时间、地点、人员、目的等。这些表格统一录入内网，由指挥中心备案。
我一页页翻，重点看最近五次行动前的准备流程。
果然有共同点。
每次行动前，都会有一个后勤人员代交《设备借用申请》。这个人叫孙涛，四十岁，三级技术员，管装备。表面是走流程，但实际上，这份申请会触发后台操作：派车、分配通讯频道、开放临时权限……
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提交借用请求，整个行动框架就已经暴露。
而孙涛，过去半年多次出现在第七区火化场附近——以“设备巡检”名义。
我合上文件，靠在椅背上不动。
雨还在下。
远处有雷声，像某种低频震动。
我忽然明白：我们以为在查真相，其实一直走在别人设好的路上。每个线索，每次突破，都可能是诱饵。真正的核心，一直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走到窗边，拉开百叶帘一角。
街上没人，路灯在雨中晕出光圈。一辆工程车缓缓驶过，车身印着“宏通建设”，车牌尾号是“731”——正是灰塔项目爆炸的日子。
我猛地拉上窗帘。
不能再等了。
我回到桌前，拿一张白纸，开始画新的关系图。
中心是“灰塔项目”，向外画七条线：
爆炸事件（官方说法）
幸存者名单（周子衡、方黎？）
市政系统渗透（巡检员、施工队）
数据操控痕迹（监控中断、日志删除）
生物实验线索（阿强症状、L-7编号）
能源网络关联（电网频率、电缆工程）
行为预测机制（我们的行动节奏）
每条线用不同颜色标，末端写疑点。
画到第三条时，笔停了。
市政系统的渗透，不只是伪装身份。它需要时间、资源、高层批准。普通人不可能悄悄混进巡检队，更别说定期进关键设施。
除非——他们本来就是系统的人。
我想起一件事：周子衡的档案显示，他是通过“特殊人才引进计划”进水务集团的，审批人是时任副市长的秘书。
那位秘书，现在是市发改委副主任。
我咬牙，在纸上写几个词：
权力庇护｜体制内应｜长期布局
这不是逃跑或报仇。是一场持续十年的渗透与重建。
他们不是躲追查，是在等重启。
我抓起笔，在图最上面写一句话：
他们不需要隐藏，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我深吸一口气，把图纸折好，塞进衣服内袋。
必须改策略。
不能再被动应对，也不能贸然出击。我们需要一场“静默行动”——完全脱离常规流程，切断所有可被监测的行为模式。
我拿三张便签，分别写三条指令：
给赵勇：查孙涛最近三个月的钱和出行记录，重点看他是否和“宏通建设”有关。行动要秘密，不能用单位车，不能用公务电话。
给李悦：放弃电子分析，去老城区供电所、殡仪馆、档案室这些没联网的地方，找方黎家属和骨灰记录。注意别用真实身份。
给我自己：明天清晨六点，单独去第七区火化场外围，观察施工情况，记人员进出、设备型号、作业区域。不带任何电子设备，只用速写本。
写完后，我把三张纸装进信封，贴好封条，在每个背面画一个小三角——这是我们小时候约定的紧急标记。
做完这些，我关灯，坐在黑暗里。
外面雨小了，风穿过楼缝，发出低响。
我想起十年前那个晚上。
灰塔爆炸前四小时，我接到值班通知，说系统报警，有人非法登录数据库。我去处理时，Ip已被清，但日志里有一串乱码。当时我以为是病毒，随手删了。
第二天，爆炸发生。
到现在我才懂，那不是攻击，是求救。
现在，阿强在床上划的符号，周子衡在监控里的站姿，方黎没迁的骨灰，第七区工地的电缆……一切都在重复当年的警告。
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
我站起来，把三封信放进公文包底层，盖上几份无关卷宗。
临走前，我看了一眼白板。
“看与被看”四个字在暗处还看得清。
我轻轻关门，走进走廊。
脚步声在空楼里回响，像某种倒计时。
明天六点，我们会在这里重聚。
那时，要么看清真相，要么成为下一个被抹去的名字。
现在，我只想在雨停前回家，烧掉那台用了五年的笔记本电脑。
因为它昨晚自动更新了一次系统补丁。
而我从没同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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