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的露天平台上，风卷着几片落叶打旋。苏拉把笔记本摊在石桌上，纸页被吹得哗哗响，上面记满了这阵子的碎思——从《掷铁饼者》的肌肉线条，到班克斯巷口的涂鸦，密密麻麻的，像串起了一条长长的线。
“你看这线，”她指着本子笑，“忽粗忽细，忽直忽弯。古希腊人追‘完美’，巴洛克偏要‘拧巴’；古典主义守‘规矩’，浪漫主义偏要‘撒野’；到了街头艺术，连美术馆的门都不想进了。”
马克正对着远处的天际线发呆，手里捏着半块没吃完的面包。“我倒觉得像棵树。”他说，“根是古希腊那点‘人是万物尺度’的念头，后来发了芽，有的枝桠往理性上长，有的往情感上爬，有的干脆歪到墙外头去了，可总归是一棵树。”
迪卡拉底教授端着保温杯走来，听见这话，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发出“咚”的一声轻响。“这比喻不错。”他指着苏拉的笔记本，“你们记了这么多‘不一样’，可有没有想过，这些不一样背后，藏着什么一样的东西？”
苏拉翻着本子，指尖划过“人性赞歌”“个体情感”“社会凝视”“内心风暴”这些词。“好像……都在说‘人’？”她不太确定。
“就是人。”教授往杯子里续了点热水，“古希腊雕塑雕的不是神，是‘人该有的样子’——健康，有力，脑子清楚；文艺复兴画透视，是想证明‘人能算清天地间的账’；巴洛克玩动感，是说‘人心里的火该烧得旺点’；就连街头涂鸦，也是在喊‘我这人，我这日子，得有人看见’。”
他拿起马克手里的面包，掰了一小块：“你看这面包，有人爱烤得焦脆，有人爱带点酸，有人就爱白乎乎的原味，可总归是让人填肚子的。西方艺术的审美标准变来变去，就像烤面包的法子，核心还是想弄明白——人这东西，到底是啥模样？”
马克想起《石工》里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呐喊》里扭曲的脸，想起《记忆的永恒》里融化的钟。“以前觉得这些画八竿子打不着，”他说，“现在倒觉得，都在说‘人心里的事’。石工想的是吃饱饭，呐喊的人怕的是心里的慌，达利惦记的是抓不住的时间。”
“可不是嘛。”教授笑了，“连那些看起来‘没人’的画，也藏着人的影子。蒙德里安的方格子，看着冷冰冰，其实是想让人活得‘清爽点’；莫奈的睡莲，光怪陆离的，是说‘人眼里的世界，本就不是死死板板的’。”
这时，平台下传来一阵笑闹。几个小孩举着蜡笔，在临时搭起的画板上乱涂，有的画了个长翅膀的人，有的画了辆会飞的车，还有的把天空涂成了绿色。一个戴眼镜的妈妈在旁边看，笑着说：“你们这画，比美术馆里的还热闹。”
苏拉看着那些画，突然想起古希腊的雕塑。那些完美的躯体，和小孩笔下歪歪扭扭的翅膀，好像隔着几千年，又好像在说同一句话——“我想变成这样”。
“那这审美，以后还会变吗？”她问。
“肯定变。”教授望着远处的新建筑，玻璃幕墙反射着光，“说不定以后的艺术，是用代码写的，是用VR做的，咱们现在想都想不出来。可不管怎么变，总还会围着‘人’打转。人会老，会换地方住，会遇见新麻烦，但总归要琢磨——我是谁？我该怎么活？这日子，能更像样点吗？”
马克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拍了拍手。“这么说，咱们看了这么多画，其实是在看一串‘人提问的脚印’？”
“差不多。”教授拿起苏拉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从‘人能有多美’，到‘人心里有多乱’；从‘人能算出多少理’，到‘人能闹出多大动静’。这些问题，古希腊人在想，咱们现在在想，以后的人还会想。艺术就是把这些问题画出来，唱出来，雕出来，好让大家伙儿凑一块儿琢磨。”
风渐渐停了，落叶落在笔记本上。苏拉合上本子，突然觉得心里亮堂了不少。那些曾经让她犯迷糊的抽象画、涂鸦、怪诞雕塑，好像都成了活生生的人，站在那儿跟她聊天。
“那东方艺术呢？”她想起家里挂的水墨画，几笔竹子，看着简简单单，却让人心里静。
“一样的。”教授望着天边的云，“你们的水墨讲究‘留白’，不也是在说‘人心里的空当，比画出来的更要紧’？不管东方西方，画笔不一样，说的都是‘人’的那点事。就像面包和馒头，做法不同，都是让人吃饱，让人觉得日子踏实。”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和远处美术馆的轮廓叠在一起。马克想起刚进馆时，对着《掷铁饼者》犯嘀咕，觉得那肌肉硬邦邦的，没啥意思。现在再想，倒觉得那雕塑眼里，藏着点熟悉的东西——一股子“我能行”的劲儿，跟巷口涂鸦里那个举向日葵的小孩，一模一样。
至于这审美以后会变成啥样？谁知道呢。
或许，就像风卷着落叶，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可总归是在这天地间，打着旋儿地，往前去。而人，就站在这风里，看着，想着，画着，活着急匆匆的，又热热闹闹的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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