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被台风刮倒那天，苏拉正蹲在田埂上看蚂蚁搬家。树根翻出来的土块上还粘着没烂透的玉米须，她忽然想起城里超市里裹着保鲜膜的玉米，白生生的，倒像跟土地断了亲。
“砍了烧火呗。”二伯扛着斧头过来，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得梆梆响，“这树早空心了，留着挡道。”
“别砍。”马克不知啥时候站在身后，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报纸，头版印着亚马逊雨林着火的照片，“你看这树根盘得多密，底下不知养着多少虫蚁，烧了怪可惜的。”
二伯嗤笑一声：“虫子有啥可惜的？又不能当饭吃。”他举着斧头要劈，被赶来的老支书喝住了。
“这树是村里的‘风水眼’。”老支书往树桩上泼了瓢水，“你爷爷那辈就说，树活一岁，村头的井水就甜一分。现在它倒了，咱得想法子让根须接着喘气。”
这话让苏拉想起去年在道观里听的课。道长说“道法自然”，不是让山里的树都长一个样，是让松在石缝里扎根，竹在溪边抽芽，各按各的性子活。就像村里的田，水稻爱水就种在洼地，高粱耐旱就栽在坡上，哪能强求一律？
城里来的环保志愿者扛着树苗进村时，黄毛正蹲在槐树根上玩手机。屏幕上是西方环保组织拍的纪录片，北极熊踩着碎冰漂在海上，瘦得肋条根根分明。
“这跟咱有啥关系？”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咱连海都没见过。”
“你去年种的西瓜，是不是浇了村口的井水？”马克递给他棵桃树苗，“那井水从后山流下来，要后山的树都被砍了，泥沙堵了泉眼，你还想浇出甜西瓜？”
黄毛没吭声，扛起铁锹往坑边挪。苏拉看着他笨拙地培土，忽然想起书里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像小时候玩过家家，总把自己当皇帝，让布娃娃和积木都听指挥，忘了布娃娃沾了灰会脏，积木堆太高会倒。
志愿者里有个穿僧袍的师父，正蹲在树根旁捡枯枝。他说佛教讲“众生平等”，蚂蚁和人一样，都得靠这土地活着。“你踩死只蚂蚁觉得没啥，可要是人人都这么想，田埂上的蚁穴都没了，谁帮着松土？”师父的僧袍沾了泥，倒比穿西装的看着亲近。
二伯也凑过来帮忙，烟袋锅子插在腰上。他说年轻时跟人去山里砍过树，回来就闹肚子疼，老郎中说是“山神爷不高兴了”。“那会儿不信，现在瞅着地里的虫越来越少，才明白老话说的‘树多了虫多，虫多了鸟多，鸟多了田旺’，不是瞎掰。”
中午歇脚时，老支书端出筐煮玉米。黄澄澄的颗粒上还带着点黑须，咬一口，甜汁顺着嘴角流。“这是用槐树下的土种的。”他指着树桩周围新栽的苜蓿，“苜蓿能肥地，等明年开春，再在这儿种点南瓜，让藤蔓顺着树桩爬，也算给老树接个新念想。”
苏拉啃着玉米，听志愿者说西方现在流行“生态整体观”，不再光想着“人要怎么活”，而是琢磨“人该跟万物咋相处”。她忽然觉得，这跟儒家说的“民胞物与”没两样——把百姓当兄弟，把万物当朋友，哪能厚此薄彼？
傍晚时，夕阳把树桩的影子拉得老长。黄毛在树桩上刻了个笑脸，说：“以后它就是咱村的‘环保哨兵’，谁再想砍树，先问问它答应不。”
马克掏出相机拍照，镜头里树桩旁的小树苗歪歪扭扭，倒像群围着老人撒娇的孩子。“你看，”他举着照片给苏拉看，“不管是东方的‘道法自然’，还是西方的‘生态整体’，说的都是一回事——咱跟这树、这草、这虫蚁，本就是一根藤上的瓜，谁也离不了谁。”
回城的路上，苏拉看见车窗外的田埂上，二伯正弯腰捡塑料瓶。风把他的白头发吹得乱晃，倒比举着斧头时顺眼多了。她忽然明白，环保哪分什么东方西方？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到了该心疼这土地的时候，谁都会伸手护着——毕竟，这是咱所有人的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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