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1日至14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城郊至城区。
隆美尔部在交叉口奇迹般的固守，深刻影响了整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局。
这枚钉子不仅严重扰乱了苏军南翼防御体系的完整性，更迫使苏军指挥部不得不从本已捉襟见肘的预备队中，抽调兵力试图拔除，从而削弱了其他方向的防御。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元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自12月11日起，他果断调整部署，要求海因茨·古德里安元帅的主攻集群在正面继续以强大压力牵制苏军主力的同时。
抽调第七装甲师一部精锐，与北翼瓦尔特·莫德尔和博克上校的集团军密切协同，对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西郊及西北方向的工业区，发动了一轮蓄谋已久的猛攻，代号“破壁者”。
战斗迅速从相对开阔的雪原野战，转入最为残酷、也最消耗兵力的城市巷战阶段。德军的“狼王”与“野狼”坦克在狭窄的、遍布瓦砾和街垒的街道中艰难推进，每前进一步都可能遭到来自两侧建筑窗口、地下室射孔，甚至屋顶的反坦克火力袭击。
伴随坦克前进的装甲掷弹兵们，不得不逐屋清剿，用手榴弹、冲锋枪和刺刀，与依托复杂建筑结构死守的苏军士兵进行血腥的近距离搏杀。
许多建筑被反复争夺，一楼在德军手中，二楼可能还在苏军控制下，地下室则成为双方渗透与反渗透的战场。
赫尔曼·戈林和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的航空队依旧倾尽全力支援，“游隼”俯冲轰炸机冒着苏军的m1910 马克沁水冷重机枪和76毫米高射炮火力，进行着近乎自杀式的精准轰炸。
试图拔除那些坚固的工厂据点、疑似指挥所和炮兵阵地。但城市环境限制了空袭效果，且造成了大量附带平民伤亡和建筑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巷战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苏军的抵抗则展现出超乎寻常的韧性与残忍。他们不仅依托坚固的工厂建筑、四通八达的地下管网，更大量动员武装起来的工人、市民，组成“民兵营”甚至“歼击营”，使用一切可用的武器——从老式步枪、猎枪、莫洛托夫鸡尾酒，到工厂车间里车制的简易迫击炮和地雷——进行战斗。
政治委员和内务部队的督战队枪口不仅对着德军，也对着任何可能后退的己方士兵和平民。整座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流血的堡垒。
至12月14日黄昏，经过四天惨烈无比的鏖战，德军凭借更优的战术协同、技术装备和士兵素质，终于在多个方向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古德里安的部队控制了城西约百分之四十的区域，其侦察分队甚至已经抵达中央广场的外围，能看到广场上那尊已被炮火损毁、巨大的列宁雕像。
莫德尔的部队在西北方向经过反复拉锯，付出一个整营的代价后，夺取了横跨叶尼塞河一条重要支流上的铁路大桥，建立了稳固的桥头堡。
而南翼，得到了一些兵员和弹药补充的隆美尔部，也开始以交叉口为基点，小心翼翼地向城南的工人住宅区和仓库区进行试探性渗透，与主攻方向形成了虽不紧密、却实实在在的战术呼应。
从作战地图上看，蓝色的德军箭头已深深嵌入红色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防御圈，实际占领了超过一半的市区面积。胜利的天平似乎正在向帝国倾斜。
然而，在指挥部彻夜不熄的灯光下，曼施坦因元帅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喜悦，只有深重的疲惫与挥之不去的忧虑。战报上的数字触目惊心：
过去四天，主攻方向伤亡超过一万五千人，坦克损失逾百辆，弹药消耗速度远超补给能力。
占领区是一片巨大的、冒着烟的废墟，肃清残敌的工作进展缓慢，且不断遭受冷枪和偷袭。更关键的是，苏军并未崩溃是的，还他妈没崩溃。
残余的苏军正规部队、内务部队和武装平民，撤退到了以东城区和叶尼塞河另一条支流为依托的另一半城区，那里地形更加复杂，苏军利用最后的时间加固了工事，构建了新的防线。德军的进攻势头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明显显露疲态，后勤补给线在恶劣天气和游击队袭扰下愈发脆弱。
情报部门的报告更是雪上加霜：有迹象表明，苏军正在有计划地将城内重要工厂的关键机器设备、技术图纸、熟练工人甚至工程师。
通过尚未被德军完全切断的城东通道和叶尼塞河上的临时浮桥，向更东方的伊尔库茨克、乃至遥远的赤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转移。
这意味着，即便完全占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帝国摧毁俄国乌拉尔以东主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也未必能完全实现。
同时，尽管道路被破坏、天气极端恶劣，苏军统帅部仍能通过各种手段，将西伯利亚军区乃至远东军区拼凑起来的、训练和装备都成问题的新部队，一点一点地输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个巨大的血肉磨坊中来。
战役正滑向一场类似凡尔登或勒班陀海战那样残酷消耗战的危险趋势。
曼施坦因深知，帝国的战争机器虽然强大，但并非无限。
它同样会磨损，会疲劳，会在漫长的补给线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变得脆弱，单纯的军事占领和消耗，已不足以达成柏林所期望的、迫使苏俄彻底崩溃或求和的政治目标。
他需要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一举摧毁苏军最后的有生力量；或者，他需要政治层面的突破，从内部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而后者，显然超出了他作为战场指挥官的能力范围。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战役陷入僵持的消息，通过中立国外交渠道、地下情报网络和新闻管制下的零星泄露，最为敏感的莫过于被迫流亡海外的英国与法国残余政府。
在渥太华郊区一栋临时的、略显简陋的官邸内，以及法国在阿尔及尔勉强维持运转的残存行政中枢里，智囊和外交官们几乎不眠不休地分析着来自东线的每一份情报摘要。
对他们而言，德意志帝国在东线的巨大胜利固然是灾难，但这场胜利若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或暴露出其力量延伸的极限与同盟内部的裂痕，则可能成为一线微弱的曙光。
12月13日，一支由迁至加拿大的英国秘密情报局（mI6）部分高级官员和以阿尔及尔为基地的法国抵抗力量为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代表团，以“人道主义物资协调”为掩护，秘密抵达斯德哥尔摩。
他们与瑞典王室、军方及工业界内某些同情协约国、或至少担忧德国独霸欧陆前景的人士，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会谈。
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是探讨建立一条极其隐秘的“特殊补给线”。
其目标并非继续向苏俄输送成建制的武器装备（现在全面封锁已经完善好了，之前运输的大部分武器都被德国拦下来卖废铁了）。
而是提供那些能够维持其残余军工生产、尤其是乌拉尔以东地区兵工厂运转的关键“瓶颈物资”：
高级机床的精密齿轮和轴承、用于冶炼特种合金的稀有金属添加剂、大功率无线电发射管的备用元件、航空发动机的高温合金叶片铸造模具图纸，甚至少量被严格国际禁运的工业钻石和化学催化剂。
这些物资数量不大，但针对性极强，且价值极高。它们将通过复杂的多重中转渠道，可能从瑞典或挪威的“中立”公司发出，经波罗的海偷运至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
再通过白俄或乌克兰境内的走私网络，最终设法越过战线或经由中亚边缘地带渗入苏俄控制区。
整个行动风险极高，以上的国家在帝国和欧盟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存在管理漏洞和黑市，可成功率还是难以保证，且规模有限，但其象征意义和政治意图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
它向赤塔的斯大林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旧世界的力量并未完全放弃，他们愿意以某种方式，帮助俄国拖住甚至消耗德国的力量。
与此同时，流亡政府的外交官们也在华盛顿积极活动。他们不再高调呼吁美国直接军事干预，转而采取更迂回的策略：游说国会议员，接触金融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媒体和智库中持续发声。
他们着力渲染“德意志帝国若轻易统一欧陆大陆，将彻底颠覆全球均势，对美国长远利益构成致命威胁”的图景；强调“欧洲民主与自由的火种”仍在顽强燃烧。
需要美国的道义支持和未来经济复兴的承诺；甚至暗示，一个被过度消耗、内部矛盾重重的德国，或许比一个迅速、彻底获胜的德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仍坚持其“中立”与“不卷入欧洲事务”的公开立场，态度极为谨慎，但一种微妙的变化确实在东海岸的政治沙龙、精英俱乐部和某些智库报告中悄然滋生。
一种“不能让柏林轻易建立起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绝对霸权”的潜在共识，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私下讨论。
对德贸易禁运的某些条款是否可做“人道主义例外”的解读？对英法流亡政府的“非官方”接触与有限支持是否可行？这些议题开始在华盛顿的走廊里被低声探讨。
这些来自流亡政府和国际暗处的动作，规模与效果或许有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几乎微不足道。
但它们如同黑夜中闪烁的微弱萤火，标志着即使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如日中天，其试图构建的“新秩序”也绝非一帆风顺。
流亡渥太华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其内部备忘录中写道：“让德国人在西伯利亚的雪原上流血、消耗，每多一天，自由世界复苏的机会就多一分，不耗尽最后一丝的殖民地血，‘大’英帝国绝不会向德国屈服。”
而在阿尔及尔，实际主持局面的夏尔·埃兰则对密使指示：“我们的目标是让这场东方的战争，变成德国人无法愈合的溃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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