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江苏路几条马路交汇的地方，有一座红瓦绿顶的德国礼拜堂。39米高的钟楼直挺挺地立着，绿色铜质尖顶被太阳晒得发亮，晃得人睁不开眼。这教堂1908年动工，1910年10月23日正式落成，德国建筑师罗克格设计的古堡式外观，一百多年来没怎么变样，厚重的花岗岩墙体上，还留着当年施工时的凿痕。
最牛的是楼顶那套原装机械钟。这个钟是1909年造的原装货，跑了一百多年，每天还是准点“当当”的响，比老青岛人的生物钟还靠谱。
中国的百年建筑太多了，一抓一大把。这座教堂能出圈，靠的不仅百年建筑本身和精准的古老机械钟，关键是还有一个流传了近百年的传说“工匠亡魂的叹息”。
这传说不是凭空编的，它真有源头，具体起源得从1935年的一个秋夜说起。
1910年教堂落成时，钟楼里的机械钟和管风琴都是德制的，精密度极高，齿轮转起来严丝合缝，连半点杂音都没有。
打心眼里瞧不上中国工匠，觉得中国工匠只配干些搬花岗岩、水泥和刷墙皮这些累活脏活至于钟表调试、管风琴安装这种 “技术活”，全是德国技师关起门来自己弄，连图纸都不让中国人多看一眼。
就这么着用了二十多年，到了1935年秋天，这台娇贵的德国机械钟突然出了毛病，先是走时越来越慢，上午十点的钟声能拖到十点十五分才响。后来则是干脆摆烂了，有时候大半天都闷着不响，教堂做礼拜都没法准时开始。
教会急得团团转，想找德国技师来修，可那时候青岛早没有常驻的德国技师了。如果写信去德国求援，一来一回得小半年，教会根本等不起。
没办法，教会只好在《青岛时报》上登了修钟启事，标题写得特别诚恳：“急寻能修德制大型机械钟之匠人，酬劳从优”。结果启事登了半个月，来看的人多，却没一个人敢接这活儿。
不是没人想赚这笔钱，实在是这活太棘手。那时候机械钟是稀罕物，普通人家连小座钟都少见，更别说教堂里这台一吨多重的大钟了。这套钟光齿轮就有上百个，咬合精细，还挂在 39 米高的钟楼上，修的时候得悬在半空中操作，不光要手艺，还得有敢在高空 “走钢丝” 的胆子。老工匠看完现场，都摇头叹气：“这不是修钟，是玩命。”
就在教会快绝望的时候，第三周的早上，一个看起来四十多，穿蓝布褂子的中年人找上门，往教会办公室一坐，开口就是，“你们那钟，我能修。”
这人就是老陈，老陈十几岁开始就跟着闯关东的师傅学修钟表，从指甲盖大的怀表到半人高的座钟，就没有他修不好的。
后来在青岛中山路上开了家小修表铺，手艺在业内是出了名的，不管钟表是啥毛病，他准能找到症结修好它。
教会负责人当时候对老陈的话将信将疑，可还是把德国人留下的图纸扔给了他。
老陈仔细翻看图纸，时不时用手指在地上画齿轮的咬合轨迹。看完图纸，他又背着工具箱，吭哧吭哧爬了不下三趟钟楼的螺旋楼梯，一会儿用放大镜瞅齿轮，一会儿用小锤子敲钢索，折腾了大半天。
下来的时候，老陈脸上全是汗，跟教会负责人说，“这钟是齿轮磨损加缺油，还有几根钢索松了，给我一周时间，保准修好。”
教会负责人还是不放心，追问：“要是修坏了怎么办？这可是德国原装货。”
老陈急了，“我修表三十年，从没砸过招牌。要是修不好，我把自己的修表铺抵给你们！”
教会这边本来就没别的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负责人给了老陈一把钟楼的钥匙，让他随便折腾，唯一的要求是尽快修好，不耽误礼拜时的报时。可谁也没想到，这一修，就出了意外。
老陈每天天不亮就去教堂，背着工具箱爬上狭窄的螺旋楼梯。那楼梯又陡又窄，只能容一个人过，扶手是冰凉的金属，爬一次就得喘半天。老陈当时已经快五十的人了，背着半人高的工具箱，每次爬上去都得歇好几回，裤腿磨得铁锈印，也从没喊过一句累。
进了钟楼，老陈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留下的图纸铺在木板上，仔细对图纸。老陈干活更是仔细，齿轮上的积灰，先用硬毛刷扫一遍，再蘸着煤油用细布擦，擦到黄铜齿轮露出锃亮的本色才罢休。松了的钢索也一根根校准。
教堂里的神父每天上午都会上来转一圈，次次都看见老陈趴在钟体上，要么用放大镜瞅齿轮，要么用扳手一点点调整，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他都顾不上抬手擦一把。
就这么连轴转了六天，到了傍晚，老陈终于从钟楼上下来，脸上带着笑说，“基本修好了！就差最后调一下报时的误差，明天你们派人来验收，保准到点就响。”
老陈把工具箱收拾得整整齐齐，图纸叠好放进布包，临走前还特意叮嘱守夜人：“晚上帮我留意着点钟楼门，别让人进去碰。”
谁料当天夜里，青岛突然刮起了强台风。下午还好好的天，转眼就乌云压顶，狂风卷着暴雨砸下来，把教堂门口的老槐树都吹得东倒西歪。
风灌进钟楼的缝隙，发出 “呜呜” 的怪响，像有无数人在哭嚎，守夜人缩在值班室里，听着外面的动静，吓得一晚上没敢合眼。
后来说起那天夜里的事，守夜人总拍着大腿后悔：“半夜一点多，我听见钟楼方向‘哐当’一声闷响，跟打雷似的！可风太大了，门都推不开，我以为是风吹掉了木板，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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