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星火燎原，赤县同辉
一、天安门广场的沸腾声浪
1964年10月17日的北京，秋阳把天安门广场的方砖晒得发烫。广播里传来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瞬间在人群里激起千层浪。
“听到了吗？咱有原子弹了！”卖冰棍的老汉举着喇叭，冰棒在保温箱里化成水，他却浑然不觉。广场上的自行车铃“叮铃铃”响成一片，骑车的青年们扯着嗓子欢呼，车把上的红绸子在风里翻飞，像一团团跳动的火。
傅崇碧站在观礼台旁，望着潮水般涌来的人群。穿工装的工人、戴红领巾的学生、扛着锄头的农民，每个人脸上都泛着红，眼里闪着光。“傅同志，你看那边！”周明指着广场东侧，一群沈阳机床厂的工人正举着“工业报国”的横幅，横幅上的字迹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却透着股硬气。
人群里，王淑敏挤在电子管厂的队伍中，胸前的厂徽被阳光照得发亮。她想起车间里那片指甲盖大的硅片，突然觉得，这广场上的欢呼里，也有那硅片的一份功劳——没有它，计算机算不出临界质量；没有计算机，原子弹或许还在图纸上。
“听说了吗？那原子弹的铀，是咱包头的稀土厂提纯的！”一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嗓门洪亮，引来一片附和。“还有洛阳的玻璃！”“宝鸡的钛合金！”人群里此起彼伏的喊声，像在数着自家的家珍，每一个地名、每一个厂名，都带着滚烫的骄傲。
正午的钟声敲响时，广场上突然响起《东方红》的旋律。 thousands of voices joined in, the sound rolling over the square like a wave.傅崇碧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突然明白，这欢呼不只是为了一颗原子弹，更是为了一个民族的底气——当自己的钢能造机床、自己的硅能算数据、自己的铀能护家园时，这块土地上的人，终于能挺直腰杆说一句：“咱不怕了！”
二、科研院所的深夜灯光
中科院计算所的机房，“104型”计算机还在不知疲倦地运转，指示灯的光芒映在王选布满血丝的眼睛里。他和同事们正赶制“核爆炸冲击波影响范围图”，纸带在穿孔机里“哗啦啦”地跑，打印出的曲线像一条条跃动的龙。
“王工，苏联专家发来电报了！”通信员举着译电稿，“他们说‘中国用算盘都能搞出原子弹，用计算机的未来不可限量’，还问咱的半导体存储器技术卖不卖！”
王选笑了，指尖划过那块16K硅片。硅片上的电路在显微镜下像蛛网，每一条细线都凝聚着北京电子管厂的焊接声、洛阳玻璃厂的研磨声、上海试剂厂的蒸馏声。“回电说，技术可以交流，”他对通信员说，“但得用他们的‘集成电路’图纸换——咱不能只满足于造存储器，要搞出自己的芯片！”
隔壁的物理研究所，周光召刚从罗布泊赶回，脸上还带着戈壁的沙尘。他铺开核爆的照片，照片上的蘑菇云在蓝天下格外清晰，边缘的光晕像镶了层金边。“你看这火球的膨胀速度，”他指着照片对助手说，“和‘104型’算的误差不到2%，这就是咱自己的计算能力！”
深夜的科研楼，灯光一盏盏亮到天明。实验室的玻璃器皿里，溶液在电磁搅拌器的作用下旋转，像一个个微型旋涡；绘图板上，导弹轨迹的曲线被红笔反复勾勒，每一笔都透着严谨；保险柜里，新的硅片样品泛着淡紫色的光，等待着下一次突破。这些灯光下的身影知道，原子弹只是一个起点，后面的路还长——要造氢弹，要搞卫星，要让硅基的“大脑”遍布祖国的角角落落。
三、台岛海峡的暗流涌动
高雄港的夜，浪涛拍打着防波堤，发出沉闷的响声。老陈的鱼摊前，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声音被调得很低，像怕被人听见。
“老陈，这鱼怎么卖？”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蹲下身，手指在鱼鳞上划了个“三”字——这是新的暗号，代表“急需大陆机床参数”。
老陈麻利地称鱼，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军工厂的车床又坏了三台，美国顾问查不出原因，只说是‘大陆货的质量问题’。他们想换咱的‘三代红旗’，要最新款的。”
中年人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告诉他们，香港的配件行有‘特供版’，带‘自动校准’功能——其实是带‘自动误差’，用三个月就得换。”他递过一个油纸包，“这是北京寄来的《半导体电路手册》，里面夹着台岛雷达站的分布图，注意收好。”
渔港的仓库里，王副官正对着美国顾问琼斯发脾气。“你们不是说中国人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吗？”他把报废的导弹尾翼摔在地上，“现在他们有了！我们的机床还在出误差，这仗怎么打？”
琼斯叼着雪茄，脸色铁青。他桌上的报告里，台岛军工厂的零件报废率已经飙升到35%，而民间市场上的“大陆货”却越来越火——电子秤、塑料盆、肥皂，甚至连修鞋的胶水，都带着“中国制造”的印记。“必须加大对大陆的技术封锁，”他恶狠狠地说，“不能让他们的硅片和稀土，再渗进台岛的每一个角落！”
仓库外，老陈望着大陆的方向，夜色里仿佛能看见那朵蘑菇云的残影。他突然觉得，海峡的风浪再大，也挡不住人心的向背——当大陆的机床能造好东西、大陆的粮食能吃饱饭、大陆的技术能让人挺直腰杆时，越来越多的台岛人心里，都在悄悄掂量着“划算”与“不划算”。
四、稀土田里的金色希望
包头稀土厂的试验田里，刘建国蹲在“金包银”稻穗前，手里的游标卡尺量着穗长。这是用核辐射育种的新品种，稻穗比原来长了半寸，谷粒饱满得像要裂开。
“刘工，苏联的订单又来了！”小赵举着传真纸跑过来，纸页上的俄文字母歪歪扭扭，却透着急切，“要一百公斤钕铁硼磁体，说是造潜艇的陀螺仪，用他们的‘深海电缆’技术换！”
刘建国直起身，望着远处的稀土矿。矿脉在阳光下泛着黑紫色的光，像一条沉睡的巨龙。“告诉他们，磁体可以给，”他指着试验田，“但得用他们的‘低温水稻栽培技术’换——咱要让‘金包银’不光能在西伯利亚抽穗，还要在咱的稀土矿上长出更多粮食。”
田埂上，几个农民正用洛阳拖拉机厂的“东方红”拖拉机翻地。拖拉机的发动机用了包头的稀土永磁电机，油耗比老款降了两成，排气管里的烟淡淡的，像一缕轻纱。“这机器真中！”老农民拍着车斗，“以前拉五吨粮就得冒黑烟，现在拉八吨还轻快，这都是托了原子弹的福啊！”
刘建国望着翻起的泥土，突然觉得，这稀土田里的稻穗，和罗布泊的蘑菇云，其实是同一种东西——都是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希望。一个用力量守护安宁，一个用饱满喂养日子，一个冷硬如钢，一个温暖如阳，却在共同诉说着：“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能办好。”
夕阳把稀土矿的影子拉得很长，试验田的稻穗在风中点头，像在和远处的高炉、机床、硅片打招呼。刘建国知道，这只是开始——当硅基的“大脑”越来越聪明，当稀土的“火种”越来越旺盛，当每一寸土地都长出自己的骄傲时，这赤县神州，终将迎来真正的同辉之日。
夜色渐浓，稀土厂的灯光亮了起来，和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那灯光里，有萃取槽的滴答声，有离心机的嗡嗡声，有稻穗的呼吸声，还有无数人心里的憧憬声。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国前进的脚步声，沉稳，坚定，一步步走向更辽阔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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