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滚滚，碾过湿润的泥土，发出沉闷的轰鸣。
那统一的灰色涂装和车身上鲜红的五星徽记，像一柄锋利的楔子，强硬地楔入了徽州茶乡千百年来的宁静。
赶集归来的茶农们纷纷避让，挑着担子的肩膀下意识地压低，眼神里混杂着好奇、敬畏，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这支钢铁车队带来的，是一种迥异于牛车马帮的、属于新时代的力量与秩序。
这股力量带来的第一个回响，在立夏刚过的第三天，如惊雷般炸响在婺源的六县联营社。
“不收了！国营茶厂说咱们的鲜叶不合规矩，全给退回来了！”一个负责送茶的后生连滚带爬地跑回村里，声音都变了调。
消息像一滴滚油溅入沸水，瞬间让几十个村子的晒场都炸开了锅。
不过短短一个时辰，原本平整空旷的竹篾晒席上，便堆起了一座座翠绿的小山。
那是刚采下的“一旗一枪”，是茶农们熬过了多少个凌晨才盼来的春日恩赐。
可现在，这些嫩芽失去了去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光泽和水分。
春茶娇贵，一日不制，便沦为柴草。
“放他娘的屁！”沈二嫂气得满脸通红，一把将肩上的茶篓狠狠摔在地上，鲜嫩的茶叶撒了一地，她也顾不得心疼。
她揪住那个报信的后生，铜铃大的眼睛瞪着他：“咱们的茶哪点不合规矩？从采摘时辰到摊晾厚度，哪一样不是照着谢师傅当年订下的《茶事备要》来的？那可是连洋人都要竖大拇指的法子！”
“我……我也不知道啊二嫂，”后生快哭了，“厂里的人就拿了个本本，说咱们这是‘土法’，不符合国家‘统一加工标准’，茶青老嫩不一，发酵程度难控……”
“标准？他们的标准是啥？是拿尺子量出来的，还是拿天平称出来的？”另一个村的耆老跺着脚，满脸愁容，“这满山的茶树，脾性各不相同，采下来的叶子，自然有肥有瘦，哪能一个模子刻出来？”
一时间，怨声四起。
平日里最能扛事的阿粪桶，此刻也只剩蹲在熄了火的焙茶灶前，用粗糙的大手一下下挠着头皮，嘴里反复念叨：“可人家不收，咱连火都不敢点啊……这要是制成了干茶，卖不出去，一家老小的嚼用从哪来？”
焦灼、愤怒、无助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晒场上堆积的茶叶越来越多，那股清新的草木香，此刻闻在众人鼻子里，却变成了催命的信号。
然而，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议去半山腰的云记老宅，去请那个曾经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的“东家”。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拿主意，自己解决问题。
只是这一次，这条走了三十年的路，仿佛被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给堵死了。
消息还是传到了谢云亭的耳朵里。
他清晨巡园，看茶树长势，听到的却全是山下传来的嘈杂。
他没有下山，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只是平静地走回院子，找到了正在核对账目的小顺子。
“小顺子，我们去年备下的战备陈茶膏，还剩多少？”
小顺子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跟在身后的懵懂少年，他合上账本，不假思索地回答：“回谢师傅，总共存了五坛，去年支援赣南老区用去两坛，还余三坛。”他的声音沉稳而细致。
“好。”谢云亭点了点头，目光望向东南方向，“取一坛，送到浮梁小学去。”
这个命令让小顺子愣住了。
火烧眉毛的时候，不动用人脉关系去疏通，不组织人手去交涉，反而要送一坛珍贵的茶膏给一所小学？
众人不解，一旁的苏晚晴却瞬间明白了丈夫的用意。
她接过话，柔声对小顺子说：“我去送吧。”她知道，浮梁小学，那是孩子们清晨背诵《茶田十问》的地方，是云记精神最纯粹的传承之地。
当晚，苏晚晴亲自将那坛封存了数年的茶膏交到了浮梁小学的王校长手中，同时附上了一张谢云亭亲笔写的纸条。
上面只有一句话：“教孩子煮茶，有时比教他们识字更重要。”
第二天，浮梁小学的语文课变了样。
老师没有打开课本，而是小心翼翼地从那古朴的陶坛中，用竹勺剜出一小块黑亮如漆的茶膏，放入沸水。
浓郁而醇厚的陈香瞬间弥漫了整间教室。
“同学们，”老师指着那在水中缓缓化开的茶膏，声音清朗，“今天我们不学课文，我们讲讲‘标准’。三十年前，洋行说我们最好的祁门兰香是‘异味’，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要我们改。十几年前，军阀说我们古法松柴焙火是‘浪费’，不符合他们的标准，要我们省。可现在，全世界都在追寻这缕他们曾经不要的香味。那么，谁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稚嫩却专注的脸庞：“标准，不是印在纸上的铁条，而是人心量出来的一把尺。这把尺，刻着风霜雨雪，刻着汗水人情，刻着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我们口中的全部故事。”
孩子们听得入了神。
下课后，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出去玩闹，竟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茶味评议团”。
他们捧着小碗，挨家挨户地去品尝那些因无法出售而由茶农们试着初制的毛茶。
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煞有介事地闻香、观色、品味，然后用铅笔头，在小纸条上写下歪歪扭扭的评语，恭敬地贴在各家晒场的木桩上。
“沈家阿婆的茶，有太阳晒过的味道，暖洋洋的。”
“阿夯哥家的火候最稳，喝到嘴里像听他讲故事，不急不躁。”
“李三叔家的茶青有点老，喝着有点涩，像是生了会儿闷气。”
这些天真烂漫的童言稚语，带着泥土的芬芳和孩童的纯净，没有一句提到“标准”，却又处处都是标准。
有人悄悄将这些纸条抄录下来，连夜送到了县城的工作组办公室。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那位从北方来的周同志，正为茶厂和茶农的对峙而头疼。
当他看到这份特殊的“品鉴报告”时，久久没有说话。
他那双习惯了看文件和数据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动容。
他沉默了许久，又连夜调阅了“云记”过去三年的所有档案：带动区域增收的详细数据，免费培训的数千名学徒名单，以及数次天灾中组织抗灾保产的记录……
天快亮时，周同志终于提起笔，在那份要求“统一标准，坚决执行”的文件上，写下了一行批示：“标准生于实践，民间自有活法，不可一刀切。”
三日后，国营茶厂的通知下来了，措辞大变，允许对各村联营社的茶叶实行“差异化收购，分级定价”，并正式邀请联营社派三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加入茶厂新成立的质检委员会。
一场足以摧毁整个徽州茶区的“断供危机”，竟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悄然化解。
风波平息的那个夜晚，谢云亭独自一人来到了浮梁小学那间教室。
孩子们早已放学，黑板上还留着他们用彩色粉笔画的“我们的理想茶厂”：有巨大的玻璃阳光棚，有清晰的轮值表，还有一个角落，画着一个蒙着眼睛的小人，旁边标注着“盲童识叶区”。
他走到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轻轻摩挲着那张被磨得光滑的旧课桌。
忽然，他感觉掌心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温热。
不是系统的提示，也不是幻觉。
他知道，那是这间屋子里，曾有过多少双稚嫩的小手捧过温热的茶碗，听过那句“宁可三年无茶，不可一日失信”的誓言后，留下的余温与信念。
根，已经扎进了新的年轮里。
他起身离开，回家途中，正遇上小顺子带着几个年轻人，冒着淅淅沥沥的雨丝，在清点新印好的一批《共焙手册》。
手册的封面，不再是龙飞凤舞的“云记”字号，而是用宋体字端正印着的“徽婺祁六县茶叶联营社”和一个由六片茶叶组成的联名印章。
谢云亭在廊下驻足了片刻，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石阶上溅开一朵朵水花。
他看着那崭新的印章，低声对小顺子说：“以后这书，别再写我的名字了。”
小顺子抬起头，雨夜的微光映着他年轻而坚定的脸庞，他咧嘴一笑：“谢师傅，早就不写了。现在大伙儿都知道，好茶不是哪个人赐下来的，是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一起养活的。”
谢云亭笑了，释然而欣慰。
雨渐渐停了，远处的山脊上，家家户户的灯火蜿蜒亮起，连成一片，在湿润的夜色中明明灭灭，如同大地自身在安静而有力地呼吸。
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
梅雨初停的第一个晴日，村口最显眼的布告栏上，便贴上了一张崭新的布告。
白纸黑字，盖着县里鲜红的印章，内容无关茶叶，也无关农事，只是一则关于土地规划的通知。
村里识字的人不多，围着看了半天，才有人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当听到那规划新建的供销中心，选址赫然就在“云记老宅的地基上”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墨迹未干的黑字，在初晴的阳光下，仿佛比刚刚过去的整场梅雨，还要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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