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下午燕京功德林。秋日的阳光透过功德林院子里的老槐树，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下午三点，几辆吉普车驶入功德林大门，没有鸣笛，安静得反常。
刘广志所长早就接到通知，穿戴整齐在院子里等候。车停稳后，第一辆车上下来几个人，中间那位身材高大，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头发向后梳着，手里夹着一支烟。
正是先生。
刘广志快步上前：“首长，您来了。”
先生点点头，环视院子：“这里关了多少人？”
“两百三十七人，主要是原国民党军级以上将领。”
“条件怎么样？”
“按您和中间的指示，伙食按师级标准，每天有学习时间，可以读书看报。重病号有医生定期检查。”
先生吸了口烟：“带我去看看小表弟。”
刘广志一愣：“小表弟……他情绪不太好，上个月还闹绝食。”
“我知道。”先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布鞋碾灭，“他是我表弟，我去看看。”
小表弟正在菜地浇水，看见先生，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浇水，仿佛没看见。
先生笑了笑，走过去：“表弟，还在生气呢？”
小表弟是先生的表弟，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孙，黄埔四期毕业，曾是共和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党加入国民党，官至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淮海战役中被俘。
“不敢。”小表弟头也不抬，“现在是阶下囚，哪敢生先生的气。”
先生蹲下来，也不嫌地上脏：“咱们表兄弟，几十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1927年？在江城？”
小表弟终于抬起头，看着先生：“1927年8月，你要去三湘组织秋收起义，我去南昌参加起义。你劝我跟你走，我没听。”
“是啊，”先生点头，“你要是当时跟我走，现在可能是开国将军了。”
“那不一定。”小表弟冷笑，“跟你走的人，后来死了多少？瞿秋百、方志民、刘志单……还有我亲哥哥文宾，死在长征路上。我要是在赤军里，可能早就死了。”
这话说得尖锐。旁边的刘广志脸色一变，想上前制止，先生抬手拦住。
“战争总要死人。”先生平静地说，“国民党那边死得少吗？抗战死了多少将军？内战又死了多少？你算过吗？”
小表弟语塞。
“我不是来跟你争论谁对谁错的。”先生站起来，“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在功德林表现不错，爱读书，爱学习。这很好。”
“学习有什么用？学了也是战犯。”
“战犯是暂时的。”先生说，“华夏需要各方面人才。你懂军事，懂政治，还懂点外交——听说你在军统时跟美国人打过交道。这些将来都有用。”
小表弟盯着先生，眼神复杂。他知道这个表哥的能耐，也知道共和用人的气度。傅作一、程倩、陈明人……这些起义将领都得到了重用。可他不一样，他是被俘的，而且曾经是共和党员后来脱党，这在共和看来是“叛徒”。
“先生，”小表弟终于开口，语气缓和了些，“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我出不去，让我死得体面点。不要公审，不要游街。”
先生笑了：“你想多了。华夏不搞那一套。好好改造，将来会有出路。我先生说话算话。”
他拍了拍小表弟的肩，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了，你母亲还在三湘老家，身体还好。我已经让人照顾了。”
小表弟身体一震，眼眶突然红了。他低下头，继续浇水，但手在微微颤抖。
先生走向东院，李宇轩的房间。
房门开着，李宇轩正在看书，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先生，他愣了一下，然后缓缓站起身。
“人明。”
“老师。”先生站在门口，微微躬身——这是学生对老师的礼节。
李宇轩做了个请的手势：“进来坐。”
先生走进房间，打量了一下：书桌、书架、床、洗脸架，简单但整洁。书桌上摊着几本书，他瞥了一眼——《孙子兵法》《战争论》《共和宣言》，还有一本英文版的《大地》。
“老师还在用功。”先生在椅子上坐下。
“闲着也是闲着。”李宇轩给他倒茶，“你怎么来了？日理万机的。”
“再忙也得来看老师。”先生接过茶杯，“当年在星城第一师范，您给我们讲世界军事史，一讲就是一下午。那些课，我至今记得。”
李宇轩笑了笑：“那时你总是坐在第一排，问题最多。”
“是啊，”先生回忆道，“我问您：为什么华夏老是挨打？您说：因为落后，因为分裂，因为没有现代化的军队。我说：光是军队现代化够吗？您说：不够，还要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团结。我说：那得革命。您说：革命会流血。我说：不革命流更多血。”
两人都笑了。那是1914年的对话，35年过去了。
“您当年觉得我太激进。”先生说。
“是有点。”李宇轩点头，“但后来我想通了，华夏那样子，不激进改不了。只是没想到，最终走通这条路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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