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春节来得早，刚进1月，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就被冻透了。铅灰色的天空压在京广铁路的铁轨上，把每一根枕木都冻得硬邦邦的，铁轨接缝处的锈迹在寒风里泛着冷光。这天是1月20日，距离除夕只剩二十天，春运的人潮已经开始在铁路大动脉上涌动，每一趟南下北上的列车都载满了归心似箭的旅客，车轮碾过铁轨的“哐当”声，比往常更密集、更急促。
邢台县会宁乡新华村紧挨着京广铁路西侧，村子里的炊烟比平时浓了不少。王老汉家正宰年猪，滚烫的开水浇在猪身上冒着白汽，孩子们围着猪圈尖叫起哄；村东头的李婶在自家院里翻晒着刚拆洗的被褥，棉絮在寒风里飘起又落下，她盘算着等在外打工的儿子回来，刚好能用上这晒得暖烘烘的被子。没人留意到，西边的太阳刚沉下去，铁路东侧的暮色里，正藏着一双盯着铁轨的眼睛。
晚上8点03分。
没有任何预兆，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突然撕裂了夜空。那声音不是鞭炮的脆响，是从地底深处炸开的闷雷，带着硫磺和泥土的腥气，瞬间席卷了整个村庄。新华村王老汉家刚浇开的沸水从锅里泼出来，溅在地上滋滋冒烟；李婶晾晒的被褥被气浪掀得飞起来，像一片失控的白云撞在院墙上；更远处，不少人家的窗玻璃“哗啦”一声全碎了，碎渣子落在窗台上，又弹到地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咋回事？是开山炸石头？”王老汉拎着沾着猪血的刀子冲出门，刚喊出声就被扑面而来的灰尘呛得直咳嗽。他眯着眼睛朝铁路方向望，只见铁轨上空腾起一股黑褐色的烟柱，像一条扭曲的巨蟒，把半边天都染暗了。烟柱下面，是不断扩散的尘雾，里面夹杂着碎石和铁轨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下来。
铁路东侧燕家屯乡新村的村民反应更快。住在村头的赵建军正和媳妇给孩子换尿布，巨响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一把抄起墙上的手电筒，拽着媳妇就往屋外跑。“别慌，先看看啥情况！”他喊着，光柱已经扫向了不远处的铁路。起初光柱被尘雾挡住，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晃动，等尘雾稍散，赵建军的声音突然僵住了：“铁轨……铁轨断了！”
他的媳妇顺着光柱看去，只见原本笔直的铁轨像被掰断的筷子，硬生生折成了两段，断口处的钢铁翻卷着，闪着冷硬的光。两段铁轨之间，被炸出了一个黑漆漆的大坑，坑边的枕木被炸得粉碎，木屑和碎石混在一起，铺了一地。“我的娘啊，这是炸铁路啊！”女人的尖叫声划破夜空，惊醒了更多沉睡的村民，很快，铁路边就聚集起一群人，手电筒的光柱密密麻麻地照在爆炸现场，惊呼声、议论声此起彼伏。
“快打110！”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一个穿皮夹克的年轻人立刻掏出手机，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他举着手机跑上高坡，对着话筒大声喊：“喂！110吗？京广铁路邢台这儿被炸了！铁轨都断了！快来人啊！”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手机信号不好，他不得不一边喊一边来回走动，额头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几乎在同一时间，邢台县铁路护路联防队的三名队员正在三公里外巡逻。队长老周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正跟队员们念叨着春运期间的护路重点，突然听见这声巨响，他心里咯噔一下，“不好，是爆炸！”他立刻喊了一声，三个人拔腿就往巨响的方向跑。老周年纪大了，跑了没几步就喘得厉害，他拽住一个路过的自行车，“借车一用！”说完翻身上车，使劲蹬着踏板，车链子都发出了“咯吱”的抗议声。
赶到现场时，村民已经围了不少。老周立刻让队员小张留下来看护现场，“别让任何人靠近，尤其是别碰现场的东西！”他叮嘱道，然后和另一名队员小王跑到公路边拦车。夜里的公路上车辆不多，他们挥舞着联防队的红袖章，终于拦下来一辆拉煤的卡车。“师傅，麻烦带我们去最近的电话亭，我们要报警！”老周扒着车窗喊，司机一看他们的红袖章和现场的浓烟，二话不说就让他们上了车。
此时的邢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喂，指挥中心吗？会宁乡这边铁路炸了！”“我是燕家屯的，铁轨断了，赶紧派警察来！”接警员一边快速记录着信息，一边把情况向上汇报。不到十分钟，三辆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从市区方向疾驰而来，车灯划破夜色，在颠簸的乡村公路上留下一道道光影。
带头的是邢台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建国，他刚从家里出来，身上还带着刚沏好的茶水的温度。车还没停稳，他就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寒风立刻灌进他的警服领口。“小张，带人拉警戒线，五十米范围，任何人不准进！”“技术科的，跟我进现场，注意保护物证！”他的声音洪亮，瞬间稳住了混乱的场面。
技术科的民警们带着勘察箱走进现场，此时铁路工人也赶来了，他们带来了焊枪，明亮的火焰照亮了爆炸中心。张建国蹲在炸坑边，借着焊枪的光仔细查看：坑有34米深，60米见方，断成两段的铁轨长1.06米，断口处有明显的爆炸冲击痕迹。“初步判断是硝铵炸药，用量不小。”技术科科长低声对他说，“具体成分得回去化验，但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恶性案件。”
张建国点点头，眉头皱得很紧。他知道京广铁路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现在又是春运高峰期，每中断一分钟，都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掏出手机，拨通了省公安厅的电话：“报告厅长，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发生爆炸，铁轨被炸断，请求支援！”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指令：“立刻成立现场指挥部，邢台、邯郸、石家庄三地警方全线布控，绝不能让凶手跑了！”
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紧急抢修。他们抬着新的铁轨，踩着碎木屑往现场走，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焦急。“必须尽快恢复通车！”铁路部门的负责人对张建国说，“现在有三趟北上的列车堵在南边，还有两趟南下的在北边等着，再不通车，旅客都要乱了。”张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们全力配合，你们抓紧抢修，我们抓紧破案。”
现场勘察在紧张地进行着，技术人员用小刷子小心翼翼地刷着炸坑周围的泥土，把每一块可疑的碎片都装进证物袋。村民们被拦在警戒线外，议论纷纷：“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啊？”“春运期间炸铁路，这是要害人啊！”张建国听着这些议论，心里更沉了，这起案件不仅关乎经济损失，更关乎社会稳定，甚至可能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必须尽快破案。
凌晨零点二十四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修，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划破夜空，京广铁路终于恢复通车。当第一列火车安全驶过爆炸路段时，现场的民警和铁路工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张建国知道，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爆炸案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中央，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批示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尽快破案，消除隐患”。省公安厅迅速成立了联合破案指挥部，抽调了全省刑侦骨干组成“1·20”专案组，地方和铁路公安机关共80名民警投入侦破工作，张建国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负责具体侦查工作。
“这是一起有计划、有预谋的恶性案件，犯罪分子具备爆炸知识和技能，并且有接触爆炸物的条件。”在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省公安厅厅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是现场周围9个县市，尤其是邢台市桥东、桥西两区和邢台县，要进行拉网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排查工作很快展开。民警们分成几十个小组，深入村庄、居委会、工厂、商店，挨家挨户地走访。他们重点排查有爆炸物接触史、有前科劣迹、对社会不满的人员，同时对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进行全面清查。张建国带着一组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走访群众，晚上整理线索，眼睛里都布满了血丝。
第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来自两名长途客车司机。有群众反映，爆炸前后，有两辆开往北京的长途客车在现场一带停留过。专案组立刻抽调警力，连夜赶赴北京、保定、定州、邢台以及河南等地，寻找这两辆客车的司乘人员。负责这项工作的民警小李，在保定汽车站蹲了整整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其中一辆客车的司机。
“那天晚上我确实在邢台那边停过，”司机回忆道，“是有个乘客要下车方便，我就靠边停了几分钟。当时没听见什么动静，就是觉得天特别冷。”小李追问：“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车？”司机摇了摇头：“天黑，又是乡下，没注意。”另一辆客车的司乘人员也找到了，但同样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第二条线索来自一个铁路涵洞的看守员。他说，爆炸发生时，现场南侧的铁路涵洞口停过一辆摩托车，爆炸后就不见了。专案组立刻围绕这辆摩托车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所有的摩托车修理店和销售点，核对了几千辆摩托车的信息，终于找到了车主，邢台县杨范乡的一个农民。
“那天晚上我确实骑摩托车经过那里，”车主被带到专案组后，一脸紧张地说，“我是去邻村走亲戚，路过涵洞的时候停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刚抽完烟就听见巨响，我吓得赶紧骑摩托车跑了，真不知道发生了爆炸。”经过调查，车主的行踪属实，没有作案时间，这条线索也落空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排查工作进展缓慢。一个个嫌疑人员被纳入视线，又一个个被排除；一条条线索汇集到指挥部，又一条条被否定。张建国的心里越来越急，他知道，破案的黄金时间正在流逝，凶手可能正在销毁证据，甚至准备逃跑。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一条新的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在排查中，民警发现，1999年1月1日，邢台市西园村曾经发生过一起爆炸未遂案。这个发现让张建国眼前一亮，两起案件都发生在邢台，都涉及爆炸装置，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他立刻调来了那起未遂爆炸案的卷宗。卷宗里记载着详细的案情：1月1日早晨，西园村西园南街的几名妇女去公共厕所时，发现便池里堵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当时以为是谁扔的垃圾，”其中一名妇女后来对民警说，“我们几个就一起把袋子拽上来，打开一看，吓得腿都软了，里面有两只钟表，一根电池，还有乱七八糟的电线，一看就是爆炸装置。”
那起案件发生后，邢台市公安局也组织了警力侦破，但由于没有留下更多线索，一直没有突破。“把两起案件并案侦查！”张建国在专案会议上提出，“技术科立刻对比两起案件的爆炸装置特征，看看有没有关联。”
技术科的民警连夜工作，他们发现，1月1日未遂案件中的爆炸装置，虽然没有引爆，但里面的雷管类型、电线连接方式，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物证有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技术科科长汇报说，“这说明犯罪分子有连续作案的倾向，而且在不断改进爆炸装置。”
并案侦查让案件有了新的方向。专案组调整了排查重点，把两起案件的关联人员纳入排查范围。他们对现场周围几百个村庄、居委会，几千个单位、商业网点，以及所有生产、储存、使用爆炸物品的场所进行了“梳辫子”式的排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转机出现在1月27日。两名爆炸现场的目击者找到了专案组，他们是会宁乡的村民，当天晚上骑自行车从现场附近经过。“那天晚上我们去邻村送东西，”其中一名目击者说，“大概8点左右，经过107国道东侧的空地时，看到停着一辆‘大鼻子’铁壳子汽车，车尾是齐的，看着挺特别。当时我们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走到前面一个土坡时，突然听见巨响，灰尘一下子就落了我们一身。等我们回头看，那辆汽车已经不见了。”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兴奋不已。“‘大鼻子’齐屁股汽车，这是重要特征！”张建国立刻安排警力，围绕这种车型展开排查。民警们走访了邢台市的车管所、汽车销售店、运输公司，终于查明，这种车型在邢台只有6种，其中兴达牌汽车有16辆。
“逐车逐人排查！”张建国下了命令。民警们分成16个小组，分别查找这16辆兴达牌汽车的车主和使用者。排查工作异常繁琐，有的车主在外地，民警们就驱车几百公里去找；有的汽车已经转手多次，他们就顺藤摸瓜，一个个核实。
1月29日，排查有了结果：案发当天晚上，只有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红心驾驶的一辆兴达牌汽车从现场附近经过，并且有停留记录。这个名字让张建国愣了一下，李红心，曾经是邢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主抓刑侦，是他的老同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他立刻让人核实，结果证实，就是那个曾经在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李红心。
“立即接触李红心！”1月27日，侦查员以了解情况的名义，与李红心进行了第一次谈话。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李红心显得很镇定。“那天晚上我确实开车经过那里，”他说，“我和朋友王庆虎一起，去庞马林村的一个同事家。大概7点多到的现场附近，停车是为了看路牌，顺便解个手。当时没听见爆炸声音，后来才从新闻上知道发生了爆炸案。”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但侦查员还是发现了疑点：李红心说自己7点多经过现场，而爆炸发生在8点03分，时间上有重合；而且他作为刑侦副局长，对爆炸案的敏感度远超常人，却声称“没听见爆炸声音”，这有些不合常理。
专案组没有打草惊蛇，而是继续围绕李红心展开调查。他们发现，李红心的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是与一个名叫王庆虎的人来往密切，而王庆虎，正是李红心提到的“同行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王庆虎在1月29日被传唤到专案组后，竟然借口上厕所逃跑了。
“王庆虎的逃跑，说明他心里有鬼！”张建国判断，“李红心有重大嫌疑，立刻加大对他的调查力度，同时全力抓捕王庆虎。”40名警力被派往王庆虎的老家杨范乡和经常活动的黄寺乡，进行地毯式搜捕。
2月7日，黄寺乡派出所所长刘增仁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他在黄寺乡的云天饭店吃饭时，看到了李红心和他的妻子甄某。“我和李红心认识，就过去打了个招呼，”刘增仁说，“他们吃完饭就分手了，我因为要打电话又返回饭店，没想到看到李红心和他的七弟也回来了，神色很慌张，好像在等什么人，看到我就匆匆走了。”
专案组立刻对云天饭店展开调查，饭店的服务员回忆说，前一天晚上，甄某曾经在饭店里约见了黄寺乡一家石子厂的厂长。“当时甄某指着身边的一个男人说，这是她哥，开铁矿的，前些日子买了些炸药对不上数，”服务员回忆道，“甄某还对那个厂长说，如果公安局来查，就让他说炸药是在他厂里买的，一共买了14袋。”
这条线索让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他们立刻传唤了石子厂厂长，厂长很快交代了实情：“甄某确实找过我，让我帮着圆谎，但我根本没卖过炸药给她哥，她就是想让我做伪证。”同时，专案组对“1·20”爆炸案现场的雷管来源也有了进展，现场遗留的雷管产自辽宁，1998年5月，邢台县化纤公司曾经购进过5万枚这种雷管，其中枚销往了杨范乡的10个采矿点，2000枚销往了黄寺乡。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李红心。2月8日，专案组决定传唤甄某。面对民警的询问，甄某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当民警拿出石子厂厂长的证词和雷管来源的证据时，她的心理防线崩溃了，终于交代了实情。
“去年9月，李红心让我帮他买炸药，”甄某低着头说，“他说要炸鱼用，我就冒用了黄寺乡八方石料厂的名义，从黄寺爆炸物品管理站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交给了他。元旦以后，他告诉我有4袋炸药放在了邢台建筑公司的施工队，后来又让他堂弟李永新送到了地沟铁矿，剩下的1袋我不知道去哪了。”
专案组立刻派人赶赴地沟铁矿和邢台建筑公司施工队，核实了甄某的供述。更让他们兴奋的是，在地沟铁矿，民警们提取到了两枚电雷管，这两枚雷管的型号，与“1·20”爆炸案现场遗留的雷管完全相同。同时，铁矿的负责人还回忆说，1998年10月，李红心曾经以“炸鱼”为名，从矿上索要了数十管装在透明塑料袋里的炸药，这种包装方式，与爆炸现场遗留的炸药碎片特征一致。
证据链越来越完整了。2月11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民警拿着拘留证出现在李红心面前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脸色苍白，双手微微颤抖，但还是强装镇定：“我是司法局局长，你们不能乱抓人！”
审讯工作异常艰难。李红心有着丰富的刑侦经验，知道如何规避审讯的重点。一开始，他百般狡辩，声称自己与此案无关，所有的证据都是“巧合”；后来，他干脆沉默不语，任凭民警如何劝说，都一言不发。
专案组从各县市公安局抽调了12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组成了专门的审讯小组。他们分析了李红心的心理特点：自负、多疑、爱面子，而且对仕途有着强烈的执念。“我们要从他的心理弱点突破，”审讯小组组长说，“既要讲法律的威严，也要讲政策的宽大，让他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审讯人员没有急着追问案情，而是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你1972年参加工作，从一名普通警员做到刑警队长，30岁就主持公安局全面工作，那时候多风光啊！”审讯人员说，“组织上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
提到自己的过往，李红心的眼神动了一下。审讯人员趁热打铁，把甄某的供述、雷管的证据、目击者的证词一一摆在他面前：“现在证据确凿，你再狡辩也没用。主动交代，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2月13日午夜，审讯室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李红心沉默了整整两天，终于抬起头，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我错了……”他哽咽着说，“是我炸了铁路，是我鬼迷心窍……”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这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而这一切的根源，要从李红心的人生轨迹说起。
在邢台县，李红心曾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57年出生的他，1972年高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凭借着聪明才智和肯吃苦的劲头，很快被调入邢台县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员。“那时候的李红心，眼里有光，干工作不要命，”曾经和他共事的老民警回忆说，“跟着老干警跑案子，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在刑警队的几年里，李红心侦破了不少大案要案。1983年严打期间，他带队抓获了一个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数十万元，受到了地区公安处的表彰；1985年，他主办了一起杀人案，仅凭一枚指纹，就锁定了凶手，让案件在72小时内告破。凭借着这些功绩，他很快被提拔为刑警队队长，后来又升任公安局副局长，主抓刑侦工作。
1988年，原公安局局长调任，31岁的李红心被任命为公安局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那时候他是邢台县最年轻的正局级领导，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老民警说，“他还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大家都觉得他前途无量，将来肯定能升得更高。”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1989年5月，县委下发通知，调任李红心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虽然是平级调动，但这个任命让李红心的心里凉了半截。“在他看来，公安局局长是实权派，权力大、待遇好，下面的人都捧着；而政法委办公室主任就是个‘清水衙门’，听起来是正局级，其实没什么权力，事事都要求人。”张建国分析说。
李红心接到任命通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下午。他看着墙上挂着的“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看着桌上堆积的案件卷宗，心里充满了不满和委屈。“我为公安工作立了这么多功，为什么要把我调到这种地方？”他在心里质问，却又无力改变。最终，他只能强颜欢笑地去政法委报到，但心里的怨气，却像一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到了政法委办公室，李红心的工作热情一落千丈。他每天按时上下班，但只是敷衍了事，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有时候还会抱怨组织上对他不公，”曾经的同事说，“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变了，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偏激。”
为了重新回到实权岗位，李红心开始四处活动。他找县委书记、县长，托熟人、跑关系，费尽了心思。1990年10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被任命为邢台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33岁的司法局局长，在全县也是独一份，”有人劝他，“该知足了，好好干，将来还有机会。”
但李红心并不知足。在他眼里，司法局局长虽然是一把手，但权力远不如公安局局长，实惠也少了很多。尤其是1998年，原公安局局长被确定为副县级待遇后，他的心理失衡更加严重。“他觉得那个副县级待遇本来应该是他的，是组织上剥夺了他的机会，”甄某后来交代说，“他经常在家喝酒，喝多了就骂，说领导偏心，说社会不公。”
仕途的失意，让李红心开始把目光转向金钱。就在这时，一个昔日的朋友找到了他，邀请他入股开铁矿。“红心，你官也当到头了，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朋友说，“我搞铁矿开发，你入个股，赚了钱肯定亏待不了你。你是局长，在县里有面子，有什么麻烦事你帮着疏通一下就行，矿上的事不用你操心。”
这个提议让李红心动了心。他知道政法干部不允许经商，但转念一想，“股份放在朋友名下，只要我们不说，谁能知道？就算被发现，顶多也就是违纪，以我的身份，也不会有什么重处分。”他立刻答应了下来，东拼西凑了5万元，投入了铁矿。
为了让铁矿顺利运营，李红心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到国土、安监等部门疏通关系，帮朋友解决了不少难题。他原本以为能靠这笔投资赚大钱，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事与愿违。由于铁矿品位低、管理混乱，再加上市场行情不好，不到两年就赔得一塌糊涂，他投入的5万元血本无归。
金钱梦的破灭，成了压垮李红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没有反思自己经商的错误，反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组织和社会身上。“如果不是组织上不重用我，我也不会去搞什么投资；如果不是社会不公，我的铁矿也不会赔钱。”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们安宁！”
报复社会的念头，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他开始琢磨如何制造一起“大事件”，让中央和省里都关注，让那些“对他不公”的领导“倒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发泄自己的怨气，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审讯人员说。
要制造“大事件”，就需要帮手。李红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庆虎。王庆虎是邢台县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副科长，和李红心是宋王庄乡的老乡，两人私交很深。46岁的王庆虎，官不大，但为人仗义，爱结交朋友，因为单位事情不多，他以家属的名义开了一家名叫“聚仙阁”的饭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但饭店的生意并不好。1998年的邢台，大小饭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一个小县城就有上百家饭店，竞争异常激烈。“聚仙阁”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冷清，房租、人工成本压得王庆虎喘不过气。“他经常跟我抱怨，说工商局、税务局只收钱不办事，不控制饭店数量，让他没法活，”李红心交代说，“他还说自己官升得慢，钱赚得少，都是因为没后台。”
李红心知道，王庆虎对社会也充满了不满，而且自己平时经常带客人去他的饭店消费，帮他拉生意，王庆虎肯定会卖他这个面子。1998年夏季的一天，李红心约王庆虎在“聚仙阁”吃饭，酒过三巡，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庆虎，我想干一件大事，制造点动静，让上面的人看看。”李红心压低声音说，眼睛盯着王庆虎。王庆虎愣了一下，随即来了精神：“李局长，你说的是啥大事？只要能出这口气，我跟你干！”
看到王庆虎这么痛快，李红心放下心来。“这事不能急，得稳妥，”他说，“我先想办法搞炸药和爆炸装置，然后咱们找机会行动。爆炸地点我想好了，最好是市委或者市政府，这样影响最大。你平时多留意一下市委的情况，咱们再定具体方案。”王庆虎连连点头：“没问题，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那天起，两人就开始秘密筹划。1998年10月，李红心以“炸鱼”为名，从朋友合资的铁矿索要了34管炸药，共计6.9公斤；随后，他又让妻子甄某冒用石料厂的名义，从爆炸物品管理站购买了5袋硝铵炸药和40枚雷管。他把其中1袋炸药存放在了王庆虎的“聚仙阁”饭店里，其余的则藏在了自己的亲戚家。
炸药有了，还需要爆炸装置。李红心想到了自己的堂弟李永新。李永新原本是邢台市机电学校的职工，生性暴躁，1982年严打期间，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李永新服刑期间，李红心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还通过关系帮他在监狱里争取减刑。1997年7月，李永新刑满释放后，对李红心感恩戴德，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永新，我需要你帮我做两套定时爆炸装置，”李红心找到李永新，开门见山地说。李永新虽然知道这东西用途不正当，但想到李红心对自己的恩情，还是一口答应：“哥，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好。”
李永新有一定的机电知识，他买来钟表、电池、电线等材料，躲在自己开的公用电话亭后面，偷偷制作爆炸装置。经过几天的琢磨，他终于做出了两套定时爆炸装置，交给了李红心。“这装置很灵敏，设定好时间就能爆炸，”李永新叮嘱说，“哥，你可千万小心。”李红心接过装置，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出不了事。”
一切准备就绪，李红心和王庆虎决定在1999年1月1日实施爆炸，目标是邢台市委大院。“元旦这天爆炸，不管有没有人伤亡，消息肯定能传遍全国，中央和省里一定会重视，”李红心对王庆虎说，“到时候，那些对我不公的人，都得倒霉。”
1999年1月1日凌晨2点，李红心开着司法局那辆蓝白相间的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装好定时装置的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西墙外。此时的市委大院一片寂静，只有门口的武警在巡逻。“市委办公楼有武警守卫，咱们进不去，”李红心观察了一会儿说，“把炸药包放在西墙外的女厕所里，那里人多，爆炸后影响更大。”
两人下车，王庆虎拎着炸药包，猫着腰钻进了胡同里的女厕所，把炸药包放在了便池里，设定好了引爆时间，早上8点45分到9点之间，正是上班的高峰期。“走吧，回家等着听好消息。”李红心说。两人匆匆上车，返回了家。
那天早上，李红心和王庆虎都在家里等着爆炸声，但直到中午，也没听到任何动静。“是不是出问题了？”王庆虎打电话给李红心，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李红心心里也没底，直到后来看到公安局排查爆炸未遂案的新闻，他才知道，因为李永新第一次制作爆炸装置，经验不足，引爆装置没有连接好，才导致爆炸未遂。
第一次作案失败，王庆虎有些害怕，想打退堂鼓。“现在公安局查得紧，咱们还是缓一缓吧。”他对李红心说。但李红心已经走火入魔，他说：“越是查得紧，越安全！公安局的精力都放在破案上，不会有人注意咱们。听我的，继续干！”
在李红心的煽动下，王庆虎又鼓起了勇气。两人商议后决定，在1月20日再次实施爆炸——这一天，省人大、省政协正在召开年度会议，此时爆炸，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1月20日晚上7点，李红心再次开着兴达牌汽车，载着王庆虎和炸药包，来到了邢台市委附近。但此时的市委周围人来人往，车流密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怎么办？”王庆虎有些慌了。李红心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不行就炸铁路！京广铁路是交通大动脉，炸了它，影响比炸市委还大！”
两人立刻改变目标，开车沿着107国道向北行驶，很快就到了京广铁路邢台至官庄段的一个乡村公路口。“就在这儿，”李红心停下车说，“这里偏僻，晚上没什么人，炸了铁轨，火车肯定过不去。”王庆虎从车上卸下自行车，把炸药包绑在车后座上，推着自行车向铁路走去。
此时的铁路边一片寂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王庆虎哆哆嗦嗦地走到京广铁路下行线368公里980米处，把炸药包放在了铁轨上，设定好了引爆时间。他刚骑车跑回公路边，就听见身后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8点03分，爆炸发生了。
爆炸的气浪把汽车都震得晃动了一下，灰尘和碎石溅在车玻璃上。李红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发动汽车，踩着油门逃离了现场。在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到了分岔路口，李红心对王庆虎说：“这事是掉脑袋的罪，到死都不能说出去。”王庆虎脸色惨白，只是连连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红心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但他没想到，目击者看到了他的汽车，妻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现场的物证指向了他。他精心策划的“大事件”，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绝境。
随着李红心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展开抓捕行动。2月15日，逃跑多日的王庆虎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一个小旅馆里被抓获；2月18日，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的李永新也被捉拿归案。
1999年2月24日，经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红心、王庆虎因涉嫌爆炸罪、破坏交通设施罪，李永新因涉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被邢台市公安局依法逮捕。当冰冷的手铐戴在李红心手上时，这个曾经的司法局长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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