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琴把听诊器从脖子上取下来，轻轻放进药箱。那个抱孩子的男人已经走了，孩子烧得不重，她开了点退热的药，叮嘱他回去按时喂水。她坐在长凳上，手指搭在桌沿，肩膀酸得抬不起来。
门外土路上扬起一阵尘。
老支书拄着拐杖走过来，脚步慢但很稳。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攥着一把铜钥匙，走得近了，伸手递过来。
“月琴。”
她站起来，接过钥匙。铜的边角有些毛糙，摸在掌心有点扎。
“村里商量定了，建个正式的卫生所。”老支书说，“地方就在村东头那间空屋，墙砌好了，门窗也安上了。这是钥匙，你拿着。”
她低头看着钥匙，没说话。
“以后不是你一个人背着药箱跑夜路了。”他说，“有屋子，有桌子，药也能放得整齐些。公社还答应每月送一次常用药。”
她抬起头：“可我还是得出去看人。”
“知道。”老支书点头，“屋子是给药箱安个家，不是把你关住。”
她把钥匙翻了个面，看见上面刻了个“卫”字。阳光照在铜面上，反出一点光。
“你能接下这担子，我就放心了。”他说完，转身要走，又停下，“当年给你听诊器那天，你手抖得厉害。现在不一样了。”
她没应声，只是把钥匙捏得更紧了些。
第二天一早，她走到村东头。那间屋子比原来的大了一倍，门框刷了绿漆，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任家庄村卫生所”六个字是用黑墨写的，笔画粗实。
她掏出钥匙开门。
门轴响了一下，屋里空荡荡的，地面扫过，角落堆着几捆干草。窗纸是新的，透进来的光比旧屋亮得多。她把药箱放在靠墙的长桌上，打开盖子，艾草香囊晃了晃。她把钥匙塞进药箱内侧的一个布扣里——那是陈建国早年缝的，原本是用来固定防刺垫的。她记得他那时候一句话没说，只是夜里偷偷拆了她的药箱夹层，缝进去一层厚布。
她正低头整理药材，听见外面有动静。
一个女人提着篮子站在门口，里面是十几个鸡蛋。她没进来，只把篮子放在门槛边，扭头就走。接着又来了两个男人，放下两袋红薯和一把晒干的豆角。没人说话，放了东西就走。
她追出去：“东西拿回去。”
“您收着吧。”有个中年妇女回身说，“这些年看病没收过钱，这点东西不算啥。”
“药是公家的，我不能收私礼。”她说，“心意我知道。”
老太太坚持要把一束艾草塞进药箱：“这是我亲手晒的，给您驱湿气。”
她看着那束艾草，叶子还是完整的，气味清苦。她点点头：“这个我收下。替你们守着平安。”
人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门口的石阶上，地上留着几道脚印，深浅不一，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来的。
老支书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他站在院外的土坡上，望着屋里。她蹲在地上分拣草药，右肩微微前倾，背影和三十年前一样。
他慢慢走过来，站在门口。
“这屋子小，可也算个正经地方了。”他说，“以后病人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路远的还是得我去。”她说，“有人卧床起不来，有人住在山梁后头。”
“你还是那句话，路通到哪儿，你就走到哪儿。”他笑了笑，“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光是你自己，你还带着这个所。”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所再大，也是为看病用的。人病了，就得有人去管。”
老支书没再说话。他看了眼桌上的药箱，又看了眼她胸前口袋里插着的三支钢笔——红汞、酒精、写字，一支不少。他转身离开，拐杖点在石阶上，声音一下比一下轻。
她把收到的艾草放进布袋，和其他药材分开存放。安乃近还有六支，葡萄糖剩一瓶，纱布不多了，得记下来报给公社。她翻开登记本，写下今天的第一行字：“新所启用，钥匙已收，药材清点中。”
风从窗口吹进来，药箱把手上的香囊动了一下，沾着一点早晨露水的气息。
她合上本子，抬头看门外。
田埂上有个人影走过来，低着头，像是有事。她认出是村里的李二狗，手里好像拿着张纸。
她把登记本推到一边，站起身。
李二狗走到门口，喘着气：“张医生，赵家沟来了人，说孩子抽筋，已经快半个钟头了，家里人背着他往这边赶。”
她立刻抓起药箱，扣好带子。
“多远？”
“刚过老槐树，应该还有十分钟到。”
她点点头，拎起针灸包塞进药箱侧袋。银针都在，酒精棉也够。她把听诊器挂上脖子，走出门。
李二狗跟在后面：“要不要叫人去半路接？”
“不用。”她说，“我在门口等。”
她站在卫生所门前的石阶上，药箱放在脚边。远处田埂弯弯曲曲，通向山口。她看着那条路，知道待会儿会有脚步声从那里传来，会有咳嗽，有哭声，有急切的呼喊。
她把左手伸进袖口，摸了摸藏在里面的记录本。新的一页已经准备好，只等写下第一个名字。
一只麻雀落在屋檐上，跳了两下，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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