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前三天，把我叫到床边。
他当时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肺癌晚期消耗了他最后的气力。但他用枯瘦的手指死死抓住我的手腕，指甲几乎嵌进我的肉里。
“那口缸……”他每说一个字都要喘三口气，“不能……不能开……”
“哪口缸？”我问。
“十年的……那个……”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浑浊的眼白布满血丝，“没换过料……一次都没……”
我以为他神志不清了。我们家的狮子头咸菜，最多只腌三年。三年是极限，再久就会过咸，质地也会变得太软。这是爷爷自己定的规矩。
“我记住了，爷爷。”我拍着他的手安慰。
“不，你不明白……”他突然有了力气，撑起上半身，凑到我耳边，“那不是给人吃的……是给……”
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他。暗红色的血溅在白色床单上，像凋零的梅花。
护士冲进来，给他注射镇静剂。他渐渐安静下来，但眼睛一直盯着我，嘴唇无声地动着。
我看懂了那口型：“埋了它。”
三天后，爷爷走了。葬礼上，我作为长孙捧着遗像，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按沂蒙山的旧俗，老人去世后，他常用的物品要选几样陪葬。我问奶奶该放什么，她想了想，说：“放一罐他腌的咸菜吧，他做了一辈子这个。”
我在作坊里挑了一罐第三年的成品。装罐时，我的手在那些陶缸间游移，最后停在最角落那口蒙着厚厚灰尘的缸上。
十年的那口。
我揭开盖布，下面是一层油纸，再下面是一块青石板。石板很重，我一个人搬不动。正要去叫叔叔帮忙，窑洞外传来奶奶的喊声：“默默，快点，时辰要到了！”
我最终没有打开那口缸。
爷爷下葬后的第七天，按习俗要“烧七”。那晚我梦见他站在作坊里，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好像在哭。我走过去，看见他正对着那口十年的缸。
“爷爷？”我轻声叫他。
他转过身，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从窟窿里传出他的声音，像是在很深的地方说话：“默默，缸里的东西饿了……”
我惊醒了，浑身冷汗。
第二天，我去老屋收拾爷爷的遗物。在一个上了锁的桃木箱子里，我找到了他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已经破损，里面用毛笔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配方和心得。
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十年前，正是他开始腌制那口特殊缸的时间。
“丙戌年腊月初八，大雪。今日起缸，用陈年酱油十斤，生盐三斤，另备特殊辅料。此缸不换料，不启封，待足十年。若成，可得至味；若败，速埋之，切不可尝。”
特殊辅料是什么，没有写。
接下来的几页被撕掉了，边缘参差不齐。
笔记本里掉出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站在作坊门口，背后是那些陶缸。我认出左边是爷爷，年轻时的他笑得开朗，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上。
右边那个人……我凑近看，突然觉得脊背发凉。
那个人没有脸。
不是照片损坏，而是拍照的时候，他的脸的位置就是一片模糊，像被水浸过一样。但从身形和衣着看，应该是个男人。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与友陈大富摄于作坊前，一九六五年春。”
陈大富。
直播时那个弹幕提到过这个名字。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打开那口十年陈的缸。
我骗家里人说要去作坊核对一批订单，独自在深夜回到了窑洞。手电筒的光在陶缸表面移动，最后定格在最角落的那口。
青石板比记忆中更重。我用撬棍费力地移开它时，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涌了出来——不是酱香，也不是霉味，而是一种甜腻的、类似熟透水果腐烂的味道，底下还藏着一种铁锈般的腥气。
油纸下面是最后一层封泥，已经干裂。我敲碎封泥，缸口终于完全暴露。
手电光照进去的瞬间，我以为自己看错了。
缸里是满的，但不是液体，而是一种胶状的、半透明的物质，微微颤动，像巨大的果冻。在这果冻中央，悬浮着一颗颗“狮子头”，但它们已经不再是芥菜疙瘩的形状，而是扭曲成一种怪异的形态，有的像蜷缩的婴儿，有的像握紧的拳头。
最深处，有什么东西反射着光。
我找来长柄勺，忍着恶心探进去。勺子碰到那些胶状物时，它们竟然向两侧分开，像是拥有生命一般。我舀起一勺，举到眼前。
在胶状物中，我看到了一缕黑色的头发。
还有半片指甲。
我扔掉勺子，跌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手电筒滚到一边，光线扫过窑洞墙壁，投射出扭曲晃动的影子。
爷爷的声音在记忆中回响：“那不是给人吃的……”
手机在这时响起，我惊得几乎跳起来。是妹妹。
“哥，你在哪？家里来了几个人，说是记者，想采访你关于咸菜的事。他们……他们一直在问爷爷的事，还提到了一个叫陈大富的人。”
我挂掉电话，盯着那口缸。
缸口深处，胶状物表面冒出一个气泡，缓缓破裂，发出轻微的“噗”声。
像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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