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行宫那令人窒息的党争漩涡中，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以兵部尚书瞿式耜、督师何腾蛟为首的一批忠贞之士，深知“坐以待毙”无异于自杀。
他们清楚地看到，北方大陈的崛起已是既定事实，与其猜忌恐惧，不如主动出击，利用陈远与清军主力决战于北方的时机，在南方发动攻势，收复失地，为朝廷争取生存空间和未来谈判的筹码。
于是，一场力图将“北伐”从口号变为行动的艰难努力，在内部的重重掣肘下，悲壮而又无力地展开了。
这注定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北伐”。
在瞿式耜等人连续上疏、甚至以死相谏的巨大压力下，永历皇帝在一次被争吵得头晕脑胀的御前会议上，终于勉强点头，同意“诏谕各路兵马，整军经武，伺机北伐，以图恢复”。
一纸空洞的《北伐诏书》就此出炉。
诏书中充满了“克复神京”、“重振社稷”之类的华丽辞藻，却对兵力如何调配、粮饷从何而来、各路大军如何协同等具体问题，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这纸诏书，与其说是作战命令，不如说是政治表态。
它是瞿式耜等“联合派”在党争中取得的一次表面胜利，也是永历帝用来安抚人心、显示自己并非完全昏聩的挡箭牌。
然而，诏书下达之后，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
粮饷匮乏，打仗就是打钱粮。
南明朝廷控制区狭小，且多为贫瘠之地，加上官吏贪腐、豪强隐匿，国库早已空空如也。
瞿式耜、何腾蛟筹划北伐，首要便是粮饷。
然而，掌握财政大权的首辅丁魁楚和盘踞广东的李成栋，或明或暗地加以阻挠。
丁魁楚以“国库空虚，需先保朝廷用度”为由，百般克扣；李成栋则干脆声称“广东新定，民力未复，无力支援”，一毛不拔。
何腾蛟在湖南的部队，时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军心涣散。
南明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主要分为几大块：何腾蛟经营的湖南部队、川东的李占春、于大海等“十三家”残部、以及广东的李成栋、广西的陈邦傅等。
这些力量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何腾蛟虽为督师，但根本指挥不动李成栋、陈邦傅等人。
所谓的“北伐”，实际上能动的，只有何腾蛟自己直接掌握的、以及愿意听他调遣的少量部队。
即便在有限的可用兵力中，如何北伐也有分歧。
瞿式耜主张出湖南，攻武昌，趋中原，与北方战场形成战略呼应。
但何腾蛟则更倾向于先巩固湖南，然后向兵力空虚的江西发展，认为这样更为稳妥。
而朝中的丁魁楚等人，则不断散布“劳师远征，必为敌乘”的言论，牵制前方行动。
尽管困难重重，忠勇的何腾蛟还是在湖南进行了一番努力。
他集结了麾下将领郝摇旗、王进才等部，以及部分接受招安的大顺军残部，凑集了数万人马，于永历二年初（1648年），分路向湘北、赣西发起了一次攻势。
初期，由于清军在湖广地区兵力确实薄弱，明军取得了一些进展，收复了岳州、长沙等地的部分州县，声势一度颇振。
何腾蛟兴奋地上表告捷，呼吁朝廷全力支援，并再次建议联络陈远。
然而，这短暂的胜利，如同昙花一现。
预期的粮饷、援兵迟迟不到。
丁魁楚的粮草卡在广西，李成栋的援兵毫无踪影。
何腾蛟的部队成了孤军深入。
清廷湖广总督佟养和迅速调集兵力，进行反扑。
明军缺粮少饷，士气低落，在清军精锐的反击下，连连败退，好不容易收复的失地得而复失。
关键时刻，一些接受招安、本就心怀异志的杂牌军头目，见形势不利，或倒戈投降，或率部溃散，进一步加剧了败局。
何腾蛟的这次“北伐”，最终以惨败告终，本人率残部退回湘南，实力大损，从此一蹶不振。
消息传回桂林，丁魁楚一党趁机大肆攻击，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何腾蛟和瞿式耜的“轻率冒进”上。
瞿式耜悲愤交加，却无力回天。
自此之后，南明朝廷的“北伐”口号，彻底沦为空洞的自我安慰和党争的工具。
每年春秋两季，照例会发布一道辞藻华丽的北伐诏书，但再无任何实际行动。
朝廷上下，满足于在桂林的山水间苟延残喘，继续着无休止的内斗，眼睁睁看着北方的大陈政权一步步壮大，最终完成对清廷的最后一击，也等待着属于自己的命运审判。
北伐空口号，坐失良机，自掘坟墓。
南明君臣的短视与内耗，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趁北方混战之机发展壮大、争取主动的历史机遇，更彻底寒了天下志士之心。
当大陈最终统一北方，挥师南下来临时，这个早已从内部腐烂的政权，连像样的抵抗都无法组织，其覆灭，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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