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的成都，武侯祠的银杏叶落了满地。一个戴耳机的少年蹲在“出师表”碑刻前，用手机扫描着二维码，屏幕上弹出的不仅是原文注释，还有一行小字：“据沈砚之《蜀书》残卷补注：建兴五年，丞相写此表时，案头置先主遗诏，泪落七次，墨点污纸。”
“原来诸葛亮写《出师表》时哭了这么多次？”少年惊讶地抬头，耳机里播放着新编的《蜀汉往事》广播剧，正讲到沈砚之在柴房护书的片段。他手里捧着的文创笔记本上，印着苏临州的佩剑图案，剑穗上绣着“汉祚永存”四个字，是根据敦煌抄本里的插画复原的。
不远处的展厅里，一群小学生围着电子屏，触摸着跳动的历史节点。当指尖划过“公元263年 蜀亡”时，屏幕上立刻浮现出《蜀书》里的记载：“是岁冬，成都雪，百姓多举家东迁，老幼相扶，哭声震街……”旁边跳出的，还有当代学者的解读：“蜀汉灭亡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乱世中的离散与重构。”
带队的老师是历史系研究生，她指着屏幕上沈砚之的画像问：“同学们觉得，这位老先生拼了命护住的书卷，到底有什么魔力？”
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起手：“我奶奶说，老故事里藏着老祖宗的道理。就像我爷爷总讲他爷爷打鬼子的事，说不能忘了怎么守住家。”
老师笑了，想起自己做硕士论文时，曾去国家图书馆翻阅一九四三年的手抄本《蜀书》。那本蓝布封皮的册子上，有防空洞油灯留下的焦痕，有滇缅战场的泥点，还有页边稚嫩的批注：“沈公护书，如护国之根。”
展厅的角落里，几位银发老人正对着复刻的《蜀书》残卷拍照。其中一位戴着“光荣在党五十年”勋章的老者，指着“苏珩传抄”的部分喃喃道：“我父亲当年参加抗美援朝，背着一本《三国演义》过江。他说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胆气，能壮行。”
少年凑过去，听见老人讲“绵竹之战”。老人说，自己年轻时在新疆屯垦，遇到沙暴困在戈壁滩，就靠默念“苏临州冲锋七次”给自己打气。“人这一辈子，总有想躺平的时候，可一想起那些明知打不赢还往前冲的人，就觉得没资格认输。”
电子屏忽然切换到动态地图，标注着《蜀书》流传的轨迹：从成都柴房到江南地窖，从敦煌藏经洞到南京国子监，从抗战时的防空洞到如今的数字图书馆。一条虚线跨越两千年，像一条奔流的河，每个时代的守护者，都是河中的坐标。
“老师，”少年忽然问，“书上说蜀国灭亡是因为刘禅昏庸、姜维穷兵黩武，可看这些故事，好像不是这样的？”
老师指着屏幕上滚动的弹幕，那是各地网友的留言：
“马邈的家书看哭了，有时候投降比战死更需要勇气——为了护百姓。”
“谯周的《仇国论》在当时或许有道理，蜀地的百姓真的太累了。”
“沈砚之的伟大在于，他知道输了，还在做该做的事。”
“历史从来不是单选题，”老师说，“就像现在我们讨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为了给某个人定罪，而是要看见：一个国家的兴衰，从来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无数人的选择共同写就的。”
离开武侯祠时，少年在文创店买了一枚玉佩，上面刻着“临州”二字，和手机里保存的敦煌抄本图片上的一模一样。店员说，这是今年卖得最好的纪念品，很多年轻人买来，说要“带着老祖宗的勇气往前走”。
傍晚的锦官城，华灯初上。少年站在新修的天府广场，望着大屏幕上播放的城市宣传片。镜头里，武侯祠的银杏叶、杜甫草堂的茅屋、现代楼宇的玻璃幕墙交相辉映，解说词里说：“这里曾见证王朝的终结，更见证文明的新生。”
他忽然想起《蜀书》残卷里最后一句话，是沈砚之临终前写的：“蜀地的风，吹过秦岭，吹过长江，吹过所有记得这里的地方，终会吹成春天。”此刻，晚风吹过广场，带着桂花的香气，少年摸了摸胸前的玉佩，觉得那风里，真的藏着千年前的温度。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历史老师发来的消息：“知道吗？你的毕业论文选题‘从《蜀书》残卷看普通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被推荐参加全国比赛了。”少年笑了，他想起自己在论文里写的：“沈砚之、苏珩们或许改变不了蜀国灭亡的结局，但他们让‘灭亡’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真正的传承，从来不在输赢里，而在人心的接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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