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时节，林瀚收到一份特殊的邀请。国内一所顶尖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亲自致函，邀请他在即将到来的新学年开学典礼上，为全体新生做一场主旨演讲。信函措辞极为恳切，提到学校希望新生们在踏入学术殿堂之初，不仅能听到专业知识的前沿介绍，更能接触到来自不同领域杰出前辈的人生智慧和思想视野，而林瀚“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深沉的文史哲思和退休后持续的观察写作”，正是他们希望呈现给学生的宝贵精神资源。
“我们深知您已退休，本不应叨扰。”校长信中写道，“但青年学子正值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渴望了解这个复杂而剧变的时代，渴望获得超越专业技能的智慧指引。您作为一位亲历并参与塑造了国家重要发展阶段的思考者，您的分享，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脚下土地的历史与未来，思考个人在宏大时代中的责任与可能。恳请林老拨冗考量。”
随信附上的，还有该校学生会和一些青年教师社团的联名邀请信，表达了年轻一代对聆听他声音的热切期盼。
林瀚拿着信，沉思良久。公开演讲，尤其是面对数千名青春勃发的大学生，这与他退休后低调、宁静的生活状态颇有不同。他有些犹豫。
秦思云看了信，说：“孩子们想听，是好事。但你自己要想好，说什么，怎么说。毕竟场合不同了。”
林瀚点点头。他明白大学方面的深意。这不仅仅是一场开学致辞，更是试图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某种关乎国家命运、文明传承和个体责任的种子。分量很重。
他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思考，特别是《静观琐记》中逐渐清晰的脉络。他发现，自己最想对年轻人讲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成功学或方法论，而是几个根本性的认知和态度：
第一，关于“历史感”。他希望年轻人能跳出“当下主义”的局限，建立一种纵深的历史视野，理解今天的一切（包括成就与问题）都有其来路，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也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印记。
第二，关于“复杂性”。他希望年轻人能认识到世界、社会乃至个人内心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摒弃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培养在复杂情境中保持清醒、进行分析、寻求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能力。
第三，关于“主体性”。他希望年轻人在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浪潮时，既能以开放心态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又能深深扎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确立文化自信与精神自主，不盲目跟风，也不封闭自守。
第四，关于“责任感”。他希望年轻人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洪流，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社群、国家乃至人类共同未来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赋予生命意义和力量的内在源泉。
第五，关于“韧性”。他希望年轻人锻炼身心，培养在顺境中不骄躁、在逆境中不气馁、在变化中能适应的韧性。这种韧性来自健康的身体、独立的人格、持续的学习和良善的品性。
他想讲的，不是教条，而是基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思考，是一种平等的分享和对话的邀请。
考虑再三，他给大学校长回了信，接受了邀请，但提出几个条件：演讲主题由他自定，内容不涉及任何具体政策和时事评论；不安排官方接待和媒体采访；演讲后可以与部分学生进行小范围的、非正式的座谈交流。
大学方面很快回复，完全同意他的条件，并表示无比期待。
接下邀约，林瀚开始认真准备讲稿。他没有写成一篇正式的学术报告或政策宣讲，而是更像一篇倾注了个人思考与情感的“长者寄语”。他决定以“在剧变的时代，如何安顿自己，又如何连接世界”为核心命题展开。
写作过程并不轻松。他需要将宏大的思考，转化为年轻人能听懂、能共鸣的语言；需要避免说教，重在启发；需要既有理想情怀，又接地气。他反复修改，有时甚至彻夜难眠，比写《静观琐记》还要投入。
秦思云笑他：“比当年准备向中央汇报还紧张？”
林瀚也笑了：“不一样。向领导汇报，讲事实、讲逻辑、讲方案。跟年轻人讲话，要讲心、讲情、讲希望。更难。”
最终，讲稿成型。他没有提前给任何人看，包括秦思云。他想保留演讲时那份直接与新鲜。
夏末秋初，开学典礼的日子临近。林瀚的心情，竟有些像当年第一次走上重要岗位时的紧张与期待。只不过，这一次，紧张于能否与年轻的心灵有效对话，期待于思想的种子能在新一代的土壤中萌芽。
他站在书房窗前，望着城市璀璨的夜空。大学校园里，此刻一定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些许迷茫。而他，这位走过漫长道路的老者，将带去他的故事、他的思考、他的祝福，以及一份沉甸甸的、关于传承与创造的邀请。
这场演讲，将是他退休后一次重要的“出场”。不为名利，只为履行一份跨越代际的思想传递的责任。他深吸一口气，感到一种平静而坚定的力量在胸中升起。准备好，去面对那些明亮的、好奇的、决定着未来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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