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林瀚独自去城南一家老字号书店淘书。这家书店以收藏文史哲旧书闻名，店面不大，书架高耸，弥漫着纸张与岁月特有的气味。他正俯身查看一架子关于古代水利的线装书，忽听得身后一个迟疑的声音：
“是……林瀚同志吗？”
林瀚直起身，回头看去。只见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戴着眼镜，手里也拿着几本书，正有些激动地望着他。林瀚仔细辨认，觉得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名字。
“您是……”林瀚迟疑道。
“是我啊，徐文渊！当年在省政策研究室，咱们一起搞过乡镇企业的调研，你还记得吗？八五年，在江州！”老者上前一步，眼中闪着光。
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林瀚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干练、说话条理清晰、总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身影。“文渊！是你！”林瀚也激动起来，伸出手，“快三十年没见了吧？你变化不小，我都认不出来了！”
两人在书店角落供读者休息的旧沙发上坐下，索性也不挑书了，聊起天来。徐文渊说，他后来一直在高校教书，研究区域经济，前几年才退休。今天也是来淘几本旧地方志。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徐文渊感慨，“常在新闻里看到你的名字，知道你担子重，后来听说你退了，还想着不知你怎么样。今天看你这精神头，挺好。”
“退下来，清闲了。你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了吧？”林瀚问。
“谈不上，就是尽本分。”徐文渊摆摆手，“带了些学生，有些还在基层干着，有些也进了研究机构。倒是你，当年咱们在江州调研，你提出的那个‘分类指导、一镇一策’的思路，我后来在讲课时还常当案例讲。实践证明，你那套办法，比当时流行的‘一刀切’管用多了。”
林瀚有些意外：“那么久的事，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徐文渊打开话匣子，“那次调研对我影响很大。你带着我们，不是走马观花听汇报，而是真的扎到镇里、村里，跟厂长、会计、工人、甚至看门的大爷聊天，把账本、合同、工资条都翻出来看。晚上开会，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说真话，说看到的问题，不许唱赞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什么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顿了顿，神情变得有些怀念：“后来你自己走上重要岗位，推动的那些改革，我虽然不在其位，但一直关注。有些做法，能看到当年在江州时的影子——重实情，讲方法，有定力。不容易啊。”
林瀚听着老友的讲述，仿佛也被带回了那个充满探索激情、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那些基层的细节，许多他已模糊，但在徐文渊的描述下，又鲜活起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那些最早的基层实践中奠定的基础。而眼前这位故人，竟成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你后来研究区域经济，对我们当年走过的那些地方，有什么新的观察？”林瀚饶有兴趣地问。
徐文渊推了推眼镜，认真起来：“我跟踪研究过江州那几个镇。有些镇成功转型，成了特色产业聚集区；有些镇则经历了衰落又艰难复兴的过程。很有意思的是，那些当年基础最差、问题最多的镇，后来有些反而因为‘包袱’轻，在新时代抓住了新机遇，比如数字经济、生态农业。反倒是几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明星镇’，有的因为路径依赖，转型反而更痛苦。这说明啊，发展没有固定模式，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
他接着谈到自己近年关注的课题：县域经济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下的韧性构建，以及如何防止区域发展差距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扩大。“我们这代人，解决了‘有没有’、‘能不能’的问题。下一代人，可能要面对更复杂的‘好不好’、‘优不优’、‘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两人在书店里聊了很久，从过去聊到现在，从经济聊到教育、文化。徐文渊依然保持着学者特有的敏锐与批判性，对许多问题有独到见解。林瀚发现，虽然路径不同，但他们对国家发展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关切，竟如此相似。
临别时，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徐文渊说：“林瀚同志，以后有机会，真想听听你退休后的思考。你站在那么高的位置看过全局，现在退下来，视角肯定更独特。我还有些学术上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林瀚笑道：“指教不敢当，一起探讨吧。我最近在写些东西，改天发你看看，多提意见。”
走出书店，夕阳西斜。林瀚提着新淘的几本书，心中暖意融融。这次偶遇，像是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户，让他回望来路时，看到了更丰富的细节和更立体的图景。也让他感到，思想的同道者，其实遍布各行各业，他们也许默默无闻，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思考、记录、影响着这个时代。
更重要的是，这次相遇让他确认，那些早年植根于基层实践的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历经岁月，依然没有过时。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岗位上，被传承和发扬着。这或许就是事业长青的秘密——不是依靠某个人，而是依靠一种深入人心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神内核。
他决定把这次偶遇和谈话，也写入《静观琐记》。历史不仅由大事件构成，也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体记忆和思想连接交织而成。而退休后的价值之一，或许就是有更多机会，去拾起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更完整、更富有生命温度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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