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四年秋至五年初（1854年底-1855年初），湘军挟湘潭大捷之余威，经过整顿补充，水陆并进，一路高歌猛击。十月，湘军与湖北清军合力，一举收复长江重镇武昌！捷报传至北京，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压抑已久的朝廷为之一振。这是清军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首次收复省会级大城市，意义非同小可。曾国藩被赏加兵部侍郎衔，声望如日中天。
年轻的湘军，尤其是其水师，更是被胜利的喜悦和皇帝的褒奖冲得有些飘飘然。战船雄赳赳地陈列江面，炮口森然，舳舻相接，好不威风。他们顺江东下，目标直指江西，欲图扫清长江航道，进逼太平天国重镇九江。
此时，太平天国的最高层注意到了这支迅速崛起的湖南新军。尤其是那位年仅二十四岁，却已身经百战、智谋超群的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冷静地分析了湘军特点：陆师凶悍，但水师更是其命脉，承担着运输、补给、火力支援的重任。他决心要给这支骄狂的水师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战场，他选在了湖口——鄱阳湖入长江之咽喉。
石达开亲赴湖口布置。他下令在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水道中，打下大量木桩，沉塞船只，只留一道狭窄的水门，并以浮桥、铁链、缆绳多重封锁。岸上则密布炮台，形成交叉火力。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囚笼，意图将湘军水师困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或者诱其一部分进入湖内，然后分割歼灭。
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月），湘军水陆大军进抵九江、湖口一线。初时，湘军攻势猛烈，太平军坚守不出，依托工事消耗对手。曾国藩见正面强攻九江不下，便想发挥水师优势，先肃清鄱阳湖内的太平军船队，再图九江。他命令水师主力，务必突破湖口水卡，杀入鄱阳湖。
湘军水师将领也求战心切，认为突破这道“脆弱”的封锁线不在话下。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夜间，湘军水师精选百余艘轻便战船（长龙、舢板），在将领萧捷三、段莹器率领下，趁夜色发动猛攻。他们以巨斧砍断拦江铁索，焚烧浮桥，经过激烈战斗，竟然真的冲破了湖口水卡，一举杀入宽阔的鄱阳湖内！
初入湖内，湘军将士欢声雷动，仿佛又一场大捷在望。他们追击败退的太平军小船，深入湖中。
然而，这正中石达开下怀。
就在湘军轻捷船队大部分冲入湖内、与后方笨重的长龙、快蟹等大船（仍留在长江）分离之际，石达开冷静地下令：立即重新封锁湖口！ 太平军迅速以预备好的船只、物料，再次将那道狭窄的水门堵死，并且加固了岸防。
天亮了。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船队回头一看，心凉了半截：退路不见了！他们被牢牢锁在了湖内。而留在长江里的大船，失去了轻便船只的护卫，行动笨拙，暴露在石达开精心布置的岸炮火力之下。
石达开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战机。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五年正月初（1855年2月11日起），他指挥太平军水陆并进，对被分割的两部分湘军水师发动了毁灭性打击。
在长江里，太平军出动小划子（行动灵活），装载火药、油柴，利用夜色和风向，火攻湘军大船。湘军大船移动不便，在火攻面前成了活靶子，接连中火焚毁，火光映红江面，惨不忍睹。
在鄱阳湖内，失去后援和补给的轻便船队，被太平军优势船队围攻，陷入绝境，损失惨重。
最致命的打击，发生在正月初二（1855年2月18日）夜间。石达开亲率轻舟，直扑曾国藩所在的水师统帅座船（拖罟大船）。此时曾国藩身边护卫船只已多被调开或击伤。太平军小船如幽灵般贴近，火箭、火罐雨点般投向座船。
座船瞬间起火！烈焰腾空，映照着船上众人惊恐的面容。亲兵、幕僚奋力扑救，但火势凶猛。更糟糕的是，座船被炮火击中，开始倾斜、进水！
“保护大人！快放小船！” 幕僚声嘶力竭地喊着。
在一片混乱、爆炸和浓烟中，曾国藩被亲兵连拖带拽，转移到一条小舢板上。他回头望去，只见那艘象征湘军水师权威、他日夜筹划军机的座船，在熊熊大火中缓缓下沉，船上的文件、地图、书籍、私人财物，连同无数湘军将士的生命与骄傲，一同葬身冰冷的江水。
江风猎猎，带着焦糊和血腥的气味。耳边是震天的喊杀声、哀嚎声，眼前是燃烧的战船和沉没的旗帜。曾国藩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浑身湿透（救火时被水溅湿，或落水被救起），面色如死人般灰败。
又是水！又是惨败！而且这一次，比靖港更彻底、更羞辱！靖港至少还能撤回残部，而这一次，是他苦心经营、视为王牌的水师主力，在他眼前被肢解、焚毁。座船被俘（后焚毁），这在当时被视为主帅的奇耻大辱。湘军赖以纵横长江的优势，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绝望，排山倒海般的绝望，比靖港时更甚。靖港之败，尚有湘潭捷报对冲；而此次湖口之败，是彻头彻尾的、战略层面的惨败，几无挽回余地。湘军元气大伤，西征攻势戛然而止，太平军士气大振。
“国藩之罪，上通于天……水师尽墨，何以面对将士，何以面对朝廷，何以面对湖南父老！” 这个念头疯狂啃噬着他。万念俱灰之下，那个熟悉的、黑暗的念头再次攫住了他——唯有一死。
就在小舢板在混乱的江面上挣扎，试图脱离险境时，曾国藩猛地站起，再次纵身，欲投江自尽！
“大人！！！” 身旁的亲兵（一说为其弟曾国华，一说为幕僚章寿麟）眼疾手快，拼死扑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抱住了他。几人合力，才将挣扎的曾国藩死死按在船舱里。
“让我去！让我去！水师尽丧，我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 曾国藩嘶哑地喊着，涕泪交流，状极惨痛。
众人含泪苦劝：“大人！留得青山在！湘军陆师尚在，将士们还需要您啊！”
或许是挣扎耗尽了力气，或许是“陆师尚在”这句话触动了他，曾国藩终于不再激烈反抗，颓然瘫倒在船舱中，眼神空洞地望着被火光染红的夜空。冰冷的江水浸透衣衫，寒意直透骨髓，一如他此刻的心境。
他再次被部下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这一次的打击，比靖港更为深重。这不仅仅是军事失败，更是对他战略自信和建军成果的一次重创。
狼狈退回岸上陆营后，曾国藩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和消沉。他上书朝廷，自请严惩，将责任全揽于己身。他深知，经此一役，短期内顺江东下、直捣金陵（天京）的战略已无可能。他必须做出痛苦的调整。
湖口惨败，迫使曾国藩进行彻底的反思。他认识到：
1. 太平军有能人，石达开之才，远非此前所遇将领可比。
2. 水师不可恃奇冒险，过于骄纵轻进必遭大祸。
3. 陆师才是根本，必须更加倚重和加强陆上力量。
4. “结硬寨，打呆仗”的陆地战术，比水上机动更适合自己这支军队。
他调整战略，放弃速胜幻想，转而采取更稳妥、也更消耗时间的策略：以江西为基地，稳固陆上防线，步步为营，先剪除太平天国两翼，最后再图根本。这个战略调整，虽然缓慢，却更为坚实，也间接促成了后来“以江西为绞肉机”、长期消耗太平军力量的局面。
冰冷的鄱阳湖水和滚烫的失败耻辱，又一次淬炼了曾国藩。只是这一次，淬火的伤痕更深，留下的烙印也更痛。
客观评价
湖口惨败是曾国藩军事生涯中遭遇的最具战略意义的挫折，其影响极为深远：
1. 天才将领对“体系”的精准打击：此战是石达开军事才华的巅峰展现。他敏锐地抓住了湘军水师“大船与小船协同”的战术特点，以及湘军连胜后的骄躁心理，精心设计分割歼灭战术。这证明，即便湘军“体系”优越，在面对石达开这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时，若主帅应对失当（曾国藩轻敌冒进、未能识破陷阱），依然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人”（天才指挥官）对“体系”的一次胜利。
2. 湘军战略转折点：湖口之战彻底粉碎了湘军利用水师优势速平长江、直取天京的幻想。此后，曾国藩被迫转入长期艰苦的陆地拉锯战，主要战场转向江西、安徽。这使战争进程大大延长，但也迫使湘军更加夯实陆上力量，其“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风格由此得以充分发挥和固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口之败“歪打正着”地让曾国藩回归了自己最擅长的稳健路线。
3. 曾国藩个人统帅角色的再次定位：连续两次因战术冒进导致惨败并试图自杀，使曾国藩彻底认清自己并非临阵机变的奇才。此后，他更加自觉地退居战略规划、资源调配和人事任用的幕后，将具体战役指挥权更多地交给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等前线将领。他的角色，进一步向战略家、组织家和精神领袖集中。
4. 心理韧性的终极锻造：如果说靖港之败是心理防线的第一次崩溃和修复，那么湖口之败就是一次更残酷的“压力测试”。再次自杀未遂后，曾国藩似乎完成了某种“顿悟”。他承受失败的心理阈值被极大地提高，此后无论局面多么艰难（如困守祁门），他再未表现出轻生之念，而是以一种近乎麻木的坚韧和冷静去应对。这种“打脱牙和血吞”的韧性，成为他最终成功的核心精神特质。
湖口惨败如同一盆冰水，浇灭了湘军急速膨胀的虚火，也浇醒了曾国藩的速胜迷梦。它让曾国藩和他的军队真正沉下心来，开始了一场更为艰苦、也更为扎实的“马拉松”。失败，又一次成为了转向更正确道路的残酷路标。
湖口的江水冰冷刺骨，战败的阴影笼罩着江西战场。湘军转入守势，曾国藩在南昌等地苦苦支撑，既要应对石达开等太平军名将的凌厉攻势，又要周旋于江西地方官员的掣肘与冷眼之间，内外交困，心力交瘁。然而，命运的考验似乎永无止境。就在这事业与精神都濒临谷底的时刻，一个来自湖南老家的噩耗，如同雪上加霜，重重击在了曾国藩早已不堪重负的心头。这一次，不是战败，而是至亲的离去。这究竟是又一次无情的打击，还是一个让他得以暂时抽身、喘息反思的苦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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