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书院改制
白鹿书院的银杏开始泛黄时，沈砚之抱着一摞簿子，第三次走进山长的书房。簿子上密密麻麻记着他这些年的勘察笔记：哪处农田亩产多少需精准计算，哪段河道流速几何要实地测量，页脚处还画着简易的算筹图，标注着“丈量土地需勾股术”“堤坝承重需均数法”。
“山长，”他将簿子放在案上，声音沉稳，“学生斗胆建议，书院增设算学、水利课。”
正在批注《春秋》的山长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砚之，白鹿书院百年传承，以经史为根基，为何要添这些‘杂学’？”
“非是杂学。”沈砚之翻开簿子，指着其中一页，“您看，去年豫东水灾，便是因河道测量不准，堤坝修矮了三尺，才致万亩良田被淹。若学子懂水利测算，将来为官，便能少些这样的灾祸。”他又翻到算学部分，“农耕要算亩收税，漕运要算粮耗水脚，哪一样离得开算学？”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声冷哼。教《礼记》的周老儒掀帘而入，花白的胡子翘得老高：“荒谬！孔孟之道才是立身之本！算学水利不过是匠人之技，岂能登书院大雅之堂？学子当修身齐家，而非整日与数字泥沙打交道！”
其他几位老儒也闻声赶来，纷纷附和：
“若重杂学轻经义，怕是要本末倒置！”
“天下读书人皆学这些，谁来传承圣人之道？”
沈砚之迎着众人的目光，不卑不亢：“诸位先生，圣人之道，难道不是‘学以致用’？孔子周游列国，教弟子‘六艺’，其中便有‘数’；大禹治水，若不懂测量，何以疏通九河？”他拿起案上的《论语》，翻到“樊迟问稼”章，“樊迟问农事，孔子虽言‘吾不如老农’，却未斥其‘问错了’。可见圣人从不轻视实务，只是因材施教。”
他走到窗前，指着院外正在丈量土地的农户：“您看，那老农丈量田亩，用的正是勾股定理，只是他不知其名。若书院能教算学，将来学子为官，便知如何公平丈量，不使百姓吃亏；懂水利，便知如何修堤防洪，不让百姓流离。这难道不是践行‘仁政’？”
山长沉默良久，指尖在《春秋》上轻轻敲击。他想起沈砚之那本《汴河水利图》，想起工部尚书的赞赏，也想起朝堂上关于“实务”的争论。这少年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中积郁多年的困惑——书院教出的学子，若只会空谈义理，不懂民生疾苦，又算什么栋梁？
“周先生以为如何？”山长看向周老儒。
周老儒吹着胡子，却没再硬顶，只是嘟囔：“经史不能丢……”
“可每月各开两课。”山长拍板，“不占经史课时，愿学者自去，如何？”
沈砚之躬身行礼：“谢山长！”
消息传开，书院里炸开了锅。有人觉得新奇，早早搬着书案去占座；也有人嗤之以鼻，说“沈砚之想把书院变成工匠坊”。周老儒更是放话：“正经学子谁去听那些铜臭数字？”
可首课那日，讲经堂外却排起了长队。沈砚之站在讲台上，身后挂着幅巨大的《黄河泥沙分布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泥沙含量：“诸位请看，黄河每年携带的泥沙，若堆成三尺见方的土台，可绕汴京三圈。正是这些泥沙淤积，才使河床年年抬高，终成悬河……”
他拿起算筹，在黑板上演算：“此处流速每秒三尺，泥沙沉降速度为每日半寸，据此可算出，需每月清淤一次，每次至少挖深五尺，方能保汛期无虞。”
台下鸦雀无声。有来自黄河岸边的学子，想起家乡年年水患，眼圈发红；也有出身官宦家的子弟，第一次知道“治水”不是只靠“祈祷上苍”，而是靠着这些精准的数字和测算。
王敬之挤在人群里，边记边叹：“原来我爹总说‘治河难’，难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连周老儒都拄着拐杖，在后门站了半堂课。当沈砚之讲到“用算学算出最优堤坝倾角，可省三成工料”时，他捋着胡子的手顿了顿，嘴角虽依旧紧绷，眼神却柔和了些。
课罢，学子们围着沈砚之追问不停：“沈兄，我家乡的池塘总漏水，能用此法测算吗？”“算学里的‘均输术’，真能算出漕运最省的路线？”
沈砚之笑着一一解答，夕阳的金辉落在他身上，竟比讲经堂的匾额更耀眼。他知道，每月两课或许改变不了太多，但至少，有一扇窗被推开了——让经史的墨香里，也飘进些泥土的气息，让未来的朝堂上，能多几个懂实务、知民生的身影。
那晚，山长看着沈砚之整理的课案，上面写着：“经义如根，实务如叶，根壮叶茂，方是大树。”他提笔在后面添了句：“此子所图，不在一课，而在天下。”
窗外的银杏叶簌簌落下，像在为这场悄然的变革，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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