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的硝烟散尽，河北大地逐渐归于平静，但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北府虽以雷霆之势摧垮了前燕的核心统治，却也因此站到了风口浪尖，直面来自西面（前秦）与南面（东晋）更为深邃难测的目光。熊启深知，打天下易，守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凯旋的兴奋过后，如何将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稳固的政治根基，成为北府存续发展的首要课题。
定都之议，深根固本
启明峪都督府内，关于是否将统治中心迁往邺城的争论异常激烈。
张龙、刘莽等武将多主张迁都：“邺城乃河北名都，王气所钟，控扼四方。据此雄城，方能彰显我北府威仪，震慑宵小！”
马汉、李胤等文吏则持重谨慎：“邺城虽好，然远离太行根本，且地处平原，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况新附之地，人心未稳，强敌环伺，此时迁都，若生变故，根基动摇！”
熊启权衡再三，最终拍板：“邺城可为河北行台所在，经营东方之前哨。然北府之根本，仍在太行！启明峪位置险要，经营数年，民心归附，工坊林立，不可轻弃。自即日起，升启明峪为‘龙骧府’，定为北府都城！邺城设‘河北行台’，总揽东方军政！”
此议既出，众人皆服。既保住了经营多年的根基，又确立了经营河北的桥头堡，稳中求进。
开府建制，名器以正
定都之后，便是建制。熊启不再满足于“都督”之称，在文武百官的再三“劝进”下，于龙骧府祭告天地，正式称王，建国号为“夏”，寓意继承华夏正统，一扫胡尘，改元“启明”。追尊父祖，立苏云为王后，子熊安业为世子。
随即，一套更为完善的中枢机构建立起来：
· 设丞相府，以李胤为丞相，总揽政务；
· 设太尉府，熊启自领太尉，赵虎为太尉司马，总领军务；
· 设御史台，以马汉为御史大夫，掌监察、审计；
· 司徒府（民）、司空府（工）等九卿官制亦逐步完善。
地方上，于龙骧府设京兆尹，于邺城河北行台下设郡、县，推行《北府律》与均田令，派遣经过培训的官吏，着手建立有效的基层统治。
赏功安民，凝聚人心
对于追随多年的旧部与新附的河北士民，熊启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张龙、刘莽、赵虎等元从将领皆封侯爵，赐予田宅，仍掌军权。林婉儿封郡主，郑楠、慕容阿骨等技术功臣亦得厚赏，爵同列侯。
对河北归附的士族豪强，采取“拉拢利用，分而治之”之策。愿合作者，量才录用，授予官职，使其家族利益与北府绑定；心怀异志者，或明升暗降，或调离本土，逐步削弱其地方影响力。
最关键的是重申并大力推行“均田令”与“三十税一”的轻徭薄赋政策。此令在河北甫一颁布，万民欢腾，无数流离失所的百姓获得了土地，迅速归心。熊启深知，在这乱世，谁能给百姓活路，谁就能得天下民心。
技术立国，格物为先
称王建制并未让熊启放松对技术的追求，反而将其提升至“立国之本”的高度。他下旨扩建格物院，升格为“格物寺”，秩同九卿，由郑楠领寺卿，慕容阿骨为少卿。拨付巨额经费，广招天下巧匠奇才，明确指示：“凡有所创，无论成败，皆赏！”
在熊启的持续关注与资源倾斜下，格物寺成果斐然：
· “启明叁型”野炮：重量进一步减轻，炮身与炮架结构优化，由四马拖曳，机动性大增，并开始尝试铸造可爆炸的“开花弹”。
· “火龙铳”量产：生产工艺标准化，月产可达五十支，开始批量装备精锐部队。
· 航海之梦：根据江东商人带来的海船图样，开始尝试在渤海湾建造大型海船，目光已投向更遥远的海洋。
外联内防，如履薄冰
面对新的天下格局，夏国的外交策略愈发审慎。
对东晋，熊启接受林婉儿建议，正式遣使建康，向晋帝上表称臣（名义上），献上慕容氏宗室俘虏及缴获礼器，表明“志在恢复，尊奉晋室”的态度。此举极大地缓和了与江东的关系，晋廷下诏“嘉勉”，封熊启为“夏国公，都督河北诸军事”，虽为虚名，却使夏国在法统上不再孤立。
对前秦，则维持着表面恭顺、暗中较劲的态势。继续通过互市获取硫磺等物资，但核心技术严防死守。同时加大黄河防线建设，水师日夜操练，谨防苻坚渡河。
称王建制的喧嚣过后，龙骧府内，熊启（夏王）常常独坐至深夜。他面前摊开的是整个北方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前秦的关中、东晋的河南、塞外的柔然、以及东北尚在慕容德手中的龙城……
“根基初立，强敌未去。”他轻声自语，手指划过地图上的每一个名字，“这盘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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