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的车轮摩擦着铁轨,发出一声悠长的“呜——”,像挣脱束缚般猛地窜出站台。
我瘫在靠窗的座位上,指尖无意识地在冰冷的窗玻璃上划动——玻璃凉得刺骨,上面映出一张模糊而疲惫的脸,眼底下那大片青黑,连厚厚的粉底都遮掩不住,是这一个月来自我折磨留下的印记。
座椅扶手的皮质已经磨出了毛边,我低着头,不停地抠着那些翘起来的细小纤维,心里空荡荡的,仿佛被人硬生生挖走了一块。
邻座的小孩哭得震天响,他母亲一边哄着“乖,再忍忍就能见到爸爸了”,一边拿着个小小的玩具车在小桌板上滑来滑去,“哐当”一下撞在我的保温杯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把杯子默默往里挪了挪。杯壁上还贴着去年公司年会发的“优秀员工”贴纸,如今看来,这标签简直比戏台上的丑角还要滑稽可笑。背包里揣着个在高铁站便利店匆忙买的金枪鱼饭团,咬了一口,味同嚼蜡,剩下的大半截在包里慢慢变凉、发硬。
窗外的景色像一幅缓缓展开的渐变画卷。
先是密密麻麻、反射着冰冷光芒的摩天大楼,那些玻璃幕墙像死人苍白的脸,毫无生气——这景象莫名让我想起楚曼公寓里那些昂贵却毫无温度的家具。
接着是郊区的工厂区,巨大的烟囱向外吐着灰蒙蒙的烟雾,压抑得让人胸口发闷。
再往后,视野豁然开朗,大片冬麦田覆盖着薄薄的霜,红砖砌成的小屋零星散落在田间,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带着暖意,像母亲织毛衣时不小心掉落的毛线头。
最后,连田野也消失了,只剩下连绵的黛青色山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童年时信手涂鸦的简笔画。
年关将近,这飞驰的铁皮箱子里满载着归家的急切与温情。
前排的阿姨手法娴熟地织着毛衣,一个藏青色的毛线团滚到我脚边,她笑着冲我喊:“小伙子,帮个忙捡一下嘞!”手指上还缠绕着半截毛线。
斜对面的大叔正打着电话,嗓门洪亮得整个车厢都能听见:“买了烤鸭和糖糕!明儿个到家就给你留着!”嘴角那抹发自内心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只有我与这氛围格格不入。内心如同一潭死水,即使狂风刮过,也激不起半点涟漪。
整整一个月了。自从我把那部装载着“未来伴侣系统”的手机狠狠塞进行李箱最底层,已经过去了三十个日夜。这三十天,我活得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麻木机器。
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被闹钟拽起,挤进能把人压成纸片的地铁。
我缩在拥挤的角落里,闻着周围人身上传来的包子、豆浆味,内心却毫无波澜。
上班后依旧在格子间里机械地敲击代码,屏幕上密密麻麻的0和1像永不停歇的蚂蚁,错了就麻木地修改,不带任何情绪。
午餐是便利店的饭团,只是口味从金枪鱼换成三文鱼,嚼在嘴里却是一样的味同嚼蜡。同事热情招呼聚餐,我总是摇头推说“活儿还没干完”——其实是再也提不起精力去应付那些虚伪的热络,那些人际间的弯弯绕绕,比最复杂的代码更难解析。
晚上七点准时下班,地铁里人潮稍退,我靠在冰凉的车门上看着窗外飞逝的夜景,霓虹闪烁,绚丽夺目,却感觉比老家那盏昏黄的煤油灯还要冰冷。
那部该死的手机,被我用力裹在一件旧t恤里,死死压在行李箱最底层,上面还压着去年那件袖口已经磨白的黑外套——破旧不堪,我却一直没舍得扔。
我不敢去看它,怕只要瞥见一眼,就会忍不住按下那个诱惑的开机键,怕再次听到那句如同魔咒的“系统已启动,正在分析目标数据……”
那种掌控一切的滋味,毒性太强了。
预先知道对方的隐私和下一句会说什么,精准地拿捏如何撩拨才能让对方心动,清楚地掌握每个人的情感软肋并加以利用——这种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堪比最烈性的毒品,让人欲罢不能。
可随之而来的代价,我也尝够了:深夜辗转反侧,耳边仿佛总有蚊蝇般的幻听在嗡嗡作响,“目标情绪波动”、“好感度上升”,吵得人头痛欲裂。吃饭食不知味,连母亲特意寄来的、香喷喷的腊肉蒸好了,也只是机械地咬上一口便再也咽不下去。
比这生理上的戒断反应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强烈厌恶和恶心。
我活成了自己曾经最鄙视的模样:用冰冷的数据去丈量炽热的感情,用精密的算计去替代宝贵的真心,将他人的喜欢视为需要完成的任务,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虚伪的“掌控”之上。
当广播里响起乘务员软糯的“欢迎回家”时,我拎着轻飘飘的箱子随着人流走出车站。
湿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上来,带着故乡那条冬天也不封冻的河水特有的腥气,还有隐约飘来的鞭炮火药味,呛得我忍不住轻咳了两声。
“卫柠!这边!”
父亲那熟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奋力地从嘈杂的人堆里穿透出来。
我抬头望去,一眼就看见他正用力挥舞着一条红色的围巾——那是我高中时戴过的旧物,母亲总说“还能用,别浪费”,如今已经被洗得有些褪色。
他身上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深灰色羽绒服,帽檐上还沾着几点未化的雪花,脸上纵横的皱纹因为灿烂的笑容而舒展开,像一朵风霜雕刻出的花,只是眼角的纹路,似乎比记忆中又深了几许。
他快步迎上来,一把接过我手中的行李箱。箱子其实并不重,只装了几件随身衣物和那部被封印的手机,可他却攥得死紧,指关节都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仿佛生怕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不见。
“瘦了,颧骨都凸出来了。”他伸手摸了摸我的胳膊,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得像砂纸般的手,指腹还沾着点点未擦净的面粉——定是早上在家忙着包饺子留下的。
那带着体温的触感,透过厚厚的毛衣渗进来,暖得我鼻腔猛地一酸。
“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工作再忙,也不能亏待自己的身子啊。”
“没有,就是……忙起来忘了。”
我挤出一个有些生硬的笑容,把那条红围巾塞回他手里,
“爸,你围着吧,你耳朵都冻红了。”
他却不由分说地又给我仔细绕在脖子上,冰凉的指尖偶尔碰到我的皮肤,带着熟悉的、令人安心的凉意——就和小时候一样,他总是这样,仔仔细细地绕上两圈,再把边角妥帖地塞好。
父亲骑着他那辆我上大学时买的旧电动车载我回家。黑色的车身已经掉了不少漆,显得斑驳,但车座上母亲亲手缝制的棉垫依旧厚实而温暖。
寒风像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但我紧紧靠在他不再宽阔却异常坚实的后背上,能清晰地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五块钱一包的廉价烟味,还有羽绒服里散发出的、阳光曝晒过的温暖气息——那是母亲特意晒过的味道,带着棉被特有的、让人心安的味道。
车子驶过老街,包子铺的老板娘正站在蒸腾着滚滚白汽的笼屉旁,热情地吆喝着“热包子嘞!”。杂货店门口已经挂起了喜庆的红灯笼,那个大大的“福”字贴得有点歪斜,一看就是老板自己动手的杰作。
暖黄色的路灯灯光,温柔地洒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仿佛碎金铺地,也将我们父子俩依偎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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