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两样东西：一顶磨得发亮的藤编安全帽，和一本边角卷翘的记账本。自从去年深秋接下秦家村的安全帽订单，这两样物件就没离开过他的视线——安全帽是样品，记账本上则密密麻麻记着“秦家村，200顶，100元”“李家庄，野猪肉20斤，35元”“王家坳，山鸡12只，24元”……墨迹晕染的纸页里，藏着钢渣厂后勤处这大半年来最扎实的变化。
一、藤条串起的产业链
“周处，秦家村的货到了。”仓库老张敲开办公室门时，肩上扛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藤条的清香混着阳光的味道涌进来。周凯放下手里的报表，起身帮忙卸袋——200顶安全帽码得整整齐齐，每一顶的藤条都泛着油亮的光泽，边缘用细藤缠出的花纹比上个月更精巧了。
“老张，数数看，是不是又多了5顶？”周凯笑着拿起一顶，手指摩挲过帽檐的加固绳。他记得第一次去秦家村时，婶子们编的安全帽总有些松垮，岳母拿着样品在祠堂教了三天，指尖被藤条勒出红痕；如今不用开箱检查，单看这紧实的纹路就知道合格。
“不多不少205顶！”老张数完直咂舌，“秦家村的娘们儿是开窍了，知道多编5顶当‘添头’——上周我去拉货，见她们把藤条泡在米汤里煮，说是这样更结实。”
周凯心里暖烘烘的。他掏出105块钱递给老张：“记得告诉王婶，多的5顶按市价算，别让她们吃亏。”这是他定的规矩：村里多送的“添头”绝不白拿，一来二去，秦家村编得更上心，连邻村的妇女都找上门来学手艺。现在周边三个村子都加入了编帽队伍，每月800顶的量，足够钢渣厂的工人轮换着用。
记账本上“秦家村”那一页，早已从最初的“100元”添上了“缝纫机2台”“藤条切割机1台”的备注——那是上个月用厂里的报废钢材换的，现在秦家村的祠堂改成了“藤编坊”，墙上挂着周凯画的简易图纸，角落里堆着泡藤条的大缸，婶子们坐成三排，手里的藤条翻飞如蝶，笑声能传到二里地外。
“周处，这账得改改了。”老张递过入库单，“财务科说，咱们这‘以物换物’得折算成现金入账，不然审计过不了。”周凯接过单子，笔尖在“藤编坊设备”那行顿了顿——他知道财务科的规矩，但更清楚秦家村的难处：村里的小学漏雨，婶子们正打算用这笔钱买瓦片，折算现金的话，除去税费，到手的钱怕是要差一半。
“我来跟财务科说。”周凯在单子上签下名字，“就说设备是后勤处的‘技术投资’，将来从安全帽回款里慢慢扣——咱不能让村里白忙活。”老张看着他把记账本往抽屉里锁，忽然笑了：“周处，您这哪是管后勤，分明是当村长呢。”
周凯没反驳。抽屉最底层压着张秦家村小学的照片，是岳母上个月送来的：漏雨的屋顶已经铺上了新瓦，孩子们在操场上追着滚铁环，背景里的藤编坊飘着炊烟。这比任何“副处长”的头衔都让他踏实。
二、野味里的供需密码
“周处！李家庄送肉来了！”保卫科的小王掀帘而入时，怀里抱着个盖着麻袋的竹筐，腥甜的肉香顺着缝隙钻出来。周凯起身掀开麻袋，半扇野猪肉赫然在目，肥瘦相间的肌理上还凝着细碎的冰碴。
“王大叔又蹲了三宿？”周凯拿出弹簧秤，指针指向25斤——比约定的多了5斤。小王嘿嘿笑：“可不是嘛！说前儿夜里零下八度，他在山坳里守着陷阱，冻得直跺脚，愣是没敢回棚子——这野猪肉，金贵着呢。”
记账本上新添了“李家庄，野猪肉25斤，45元”。周凯让食堂的傻柱来领肉，特意叮嘱：“肥瘦分开炖，瘦的做肉丁炸酱，肥的炼油炒菜——工人师傅们最近赶工期，得让他们吃点实在的。”
这规矩是去年冬天定下的。那会儿周凯带着人去秦家村拉安全帽，见二叔蹲在村口抽烟，脚边的麻袋动个不停——原来是只肥硕的野鹿。“这东西在山里跑了三天，我跟它耗了两宿。”二叔搓着冻裂的手，“给厂里的兄弟们补补，他们抡大锤的，比咱辛苦。”
那天的鹿肉炖得酥烂，连平时最挑剔的总工程师都多盛了一碗。周凯看着工人们埋头扒饭的样子，忽然想通了：厂里的饭堂总抱怨“肉票不够用”，村里却有的是野味，只是没处卖；工人缺肉吃，村民有肉换不到票——这不就是症结所在？
他跟李怀德打了份报告：“以工会名义采购，公对公转账，税费咱认，只求让工人吃上肉。”李厂长看着报告上“每月一次，定点采购”的字样，指着他笑：“你这后勤处，快成供销社了。”批是批了，却撂下句话：“出了岔子，你担着。”
周凯还真担起了责任。他带着保卫科的人去山里验过陷阱，确保不是偷猎；跟供销社的老会计学了“土法子”：野猪肉按“统肉”算，山鸡按“家禽”入账，实在不好归类的，就记成“工会福利”。三个月下来，厂里的饭堂飘出肉香的日子越来越多，连医务室的感冒病例都少了三成。
“周处，王家坳的老陈说，明儿送10只山鸡来。”小王凑过来说，“他儿子想进咱厂当学徒，托我问问……”周凯在记账本上圈出“王家坳”：“让他把山鸡送来再说——进厂得考试，但只要够格，优先录取。”他知道，这些山货里藏着乡亲们的盼头，不能让人空欢喜。
三、“大官”的名声与实在的暖
“周处，秦家村的王婶来了，在传达室等着呢。”下午刚上班，通讯员就来报信。周凯赶到门口时，见王婶背着个布包，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见了他就往怀里掏：“凯子，这是这个月的工钱，你点点。”
展开纸条一看，是用铅笔写的名单：“张翠兰8元，李桂香7元5角……”总共105元，用麻线捆着，有毛票有角票，还有两张带着体温的五元纸币。“婶子，不是说直接打您存折上吗？”周凯赶紧接过钱，指尖触到她皲裂的手背，粗糙得像老树皮。
“村里的老人们不会用存折，就信现金。”王婶笑得眼角堆起褶子，“她们让我给您带点东西——自家腌的咸菜，还有娃们摘的山枣。”布包里滚出个玻璃罐，咸菜的酸香混着枣子的甜气漫开来。
正说着，传达室的老李凑过来：“王婶，你们村可沾周处的光了！我亲家在邻村说，秦家村的娘们儿编帽子能挣钱，小伙子能进厂，这都是托了‘京城大官’的福。”王婶听了直摆手：“啥大官呀，就是咱村的女婿——当初他跟他媳妇第一次回村，穿着布鞋，帮俺家挑了两担水呢。”
周凯耳根发烫。他知道这“大官”的名声是怎么传的——上个月秦家村通了自来水，是他找厂里的水暖班帮忙铺的管子；李家庄的小学修窗户，是他拉了车报废的角钢过去；王家坳的小桥塌了，他让维修队顺路修好了……这些事搁在厂里不算啥，到了村里，却被传成了“周副处长一句话，钢渣厂的人就来帮忙”。
“凯子，你别听他们瞎传。”王婶往他兜里塞了把山枣，“俺们都记着好呢。这是刚晒的枣干，你泡水喝，败火。”她指的是上个月周凯上火，嘴角起了燎泡，王婶特意在太阳底下晒了三天枣干送来。
送走王婶，周凯回到办公室，把105元钱仔细分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张翠兰8元，李桂香7元5角……都是按编帽的数量算的，一分不差。他想起刚才王婶说的：“村里的拖拉机修好了，能拉藤条了”“翠兰家的娃考上初中了，学费够了”，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长，记账本越翻越厚，边角卷得更厉害了。周凯翻开第一页，那行“秦家村，200顶，100元”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底下添的“1965年3月，添缝纫机2台”“1965年5月，修校舍”“1965年7月，通自来水”却一笔一划，清晰得很。
他拿起那顶磨亮的安全帽，往头上一扣——大小正好，藤条贴着头皮，暖烘烘的。远处的车间传来“哐当哐当”的声响，那是工人们在赶制钢渣，也是好日子在慢慢成形的动静。周凯知道，自己这个后勤副处长当得不算“风光”，但看着记账本上的墨迹越来越深，听着饭堂里越来越响的笑声，就觉得比任何“大官”的名声都实在。
毕竟，能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一点，能让工人们的饭碗香一点，这才是后勤处该干的事——至于那些“京城大官”的传言，就让它随着山风飘吧，反正秦家村的藤条记得，钢渣厂的肉香记得，最要紧的是，人心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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