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士们的强烈建议下，上级终于同意派人去探望小诺，评估是否适合安排夫妻见面。两名研究人员带着摄像设备，怀着既期待又忐忑的心情来到了北京的精神病院。
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的心沉到了谷底。
病房里，小诺蜷缩在角落，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枕头，不停地喃喃自语：振国，你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当她看到陌生人时，突然惊恐地大叫起来：你们是谁？要把振国带走吗？不要！不要带走他！
医护人员急忙上前安抚，给她注射了镇静剂。看着小诺在药物作用下渐渐昏睡过去，前来考察的研究人员沉默地低下了头。
她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多久了？其中一人轻声问主治医生。
医生叹了口气：时好时坏。有时候能清醒一两个小时，但大部分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近总是把医护人员错认成她丈夫。
回程的路上，两名研究人员相对无言。车载录像里回放着病房里的画面，与小诺疯癫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振国在实验室里日渐清明的眼神和那句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她的询问。
回到实验室，院士们观看完录像后，会议室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我们不能让他看到妻子这个样子。最终，一位老院士沉重地开口，这可能会让他的情况急剧恶化，甚至前功尽弃。
另一位院士补充道：而且从科研角度，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阶段。任何情绪上的巨大波动都可能影响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经过激烈讨论，院士们最终达成共识：暂时不安排见面，但要想办法让王振国继续保持希望。
第二天，当研究人员照常向王振国汇报时，语气格外谨慎：王振国同志，您妻子的很好，但医生建议再观察一段时间。等您的情况更稳定些，我们就安排你们见面。
令人惊讶的是，王振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沉默片刻后，轻声问：她是不是...情况不太好？
研究人员强装镇定：没有的事，她很好。只是我们的科研需要更多时间。
王振国没有再追问，但监测数据显示他的情绪出现了明显波动。更神奇的是，远在北京的小诺那天突然异常焦躁，不停地喊着振国不开心。
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让研究人员既惊讶又担忧。他们意识到，普通的谎言可能很难瞒过王振国日益敏锐的直觉。
于是研究团队调整了策略，决定采用选择性真实的沟通方式：只告诉王振国积极的事情，比如小诺今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事，而避开她的精神状态等敏感话题。
这个策略似乎起效了。王振国的情绪逐渐平稳，甚至开始主动配合各项测试。我要尽快好起来，他说，这样才能更好地照顾诺诺。
然而，每当夜深人静时，监测仪都会记录到他大脑中负责情感的区域异常活跃。研究人员知道，他一定是在思念妻子，在为她担心。
最让人心酸的是，有时他会突然问：今天诺诺想我了吗？仿佛能透过千山万水，感受到妻子的思念。
面对这样的问题，研究人员总是肯定地回答：当然，她每天都在等您回去。
这句话不仅是安慰，更成了支撑王振国坚持下去的动力。为了早日见到妻子，他忍受着各种实验带来的不适，积极配合每一个测试。
而远在北京的小诺，似乎也感应到了丈夫的决心。她的清醒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开始能认出父母，偶尔还会问：振国什么时候回来？
两个相爱的人，隔着千山万水，却在心灵的维度上紧紧相连。这种连接成了他们最好的良药，也成了科研人员最大的谜题。
在沉默与无奈中，爱成了唯一的语言，也是最好的治疗。每个人都相信，当科学最终揭开这个谜题时，也是这对患难夫妻重逢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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