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致远感觉自己像一块被夹在巨石缝隙里的苔藓，渴望阳光雨露，却只能依靠石缝里渗出的微弱湿气和偶尔掠过的风，艰难地维持着一丝绿意。那封写给夜澜的却无法寄出的长信，被他小心翼翼地折叠起来，藏在了抽屉最底层，与秦雪娇的信件放在了一起。它们仿佛代表了他精神世界的两极：一极是可知的建立在纸张与文字之上的理性而温暖的情感联结；另一极仅存在于电波与想象之中的神秘而直击心灵的共鸣。这两极共同构成了他对抗现实沉闷的堡垒，却也让他更深地陷入了某种难以言说的内心纠葛。
白天，他依然是文化局办公室的刘科员。只是，他的沉默里，多了些东西。他开始更仔细地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像一个冷静的田野调查者，记录着这个小城机关单位里微妙的一切。
老赵依旧是办公室里最稳定的“气压计”。他最近迷上了养蝈蝈，一只油光锃亮的绿蝈蝈被装在一个小巧精致的葫芦里，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马科长不在的时候，他会把葫芦盖打开一条小缝，用一根细草茎逗弄着，听着那“聒聒”的鸣叫声，脸上露出孩童般满足的笑容，偶尔还会对着蝈蝈喃喃自语：“老伙计，还是你好啊，有个窝，有口吃的，就叫得欢实。不像有些人，心比天高”
那意有所指的目光，常常似无意地扫过刘致远。刘致远只是低头，假装专注于手中的材料，心里却泛起一丝冷笑。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开始理解老赵了。这种理解并非认同，而是看清了其背后的逻辑，那是一种在封闭系统内，通过将自身欲望降到最低，从而获得安全感与满足感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像一剂温和的麻醉药，服用久了，便会彻底丧失对疼痛的感知，甚至将疼痛本身视为常态。
而小李，则代表了另一种躁动。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二手“燕舞”牌收录机，宝贝得什么似的，下班后常常躲在宿舍里，音量开到最小，听着来自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出产的流行歌曲磁带。那节奏明快、旋律奔放的“靡靡之音”，与广播里字正腔圆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偶尔会偷偷塞给刘致远一盒翻录的磁带，封面是粗糙的手绘，上面用圆珠笔写着“港台金曲精选”。
“刘哥，听听这个，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我的天，这声音，这调调，比咱们这儿的‘一条大河’带劲多了。”小李的眼睛里闪烁着发现新大陆般的兴奋。
刘致远接过磁带，那塑料外壳冰凉的触感，却仿佛带着南方灼热的气息。他没有收录机，只能将磁带小心地收起来。这小小的物件，像一扇微缩的窗口，让他窥见了一个色彩斑斓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他开始意识到，文化的冲击，并不仅仅体现在宏大的政策文件上，更渗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日常用语之中，像无声的细雨，悄然改变着一代人的精神地貌。
家庭的餐桌上，气氛也变得更加微妙。母亲似乎察觉到了他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沉默抵抗，改变了策略，不再频繁提起“张阿姨的侄女”，转而开始用一种更为“务实”的方式，试图将他拉回“正轨”。
一天晚上，母亲拿出一个存折，小心翼翼地摊在刘致远面前。
“致远，你看，这是妈跟你爸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母亲的手指在存折上那一串不算长的数字上摩挲着，眼神里充满了希冀，“听说厂里下一批新房，快要开始登记了。咱们家这情况，估计能分个两居室。这钱，到时候给你装修，置办家具。要是你的事儿能定下来，那就更好了。”
那存折上的数字，像一块沉重的砖头，压在了刘致远的心上。他知道，这每一分钱，都凝聚着父母在纺织机器轰鸣声中流逝的青春，在油烟灶台前的辛勤操劳。他们毕生的期望，似乎都浓缩在这本小小的存折和那套尚未影子的“两居室”里了。他若执意要走，辜负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父母这沉甸甸的、用血汗积累起来的期望。
父亲依旧沉默，但行动却更具压迫感。他不知托了什么关系，竟然弄回来几张“清河宾馆舞会”的入场券。那在九十年代初的小城，算是顶时髦的社交活动。
“晚上跟我去一趟。”父亲的语气不容置疑，“多见见人，没坏处。”
刘致远想拒绝，但看到父亲那双因常年接触机油而洗不干净、指节粗大的手，以及眼神里那份不容置疑的坚持，他所有拒绝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
那场舞会，成了刘致远记忆中一场光怪陆离的噩梦。舞厅里灯光昏暗旋转，播放着节奏强烈的迪斯科音乐，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水味，还有汗水和烟草的混合气味。红男绿女们穿着自以为时髦的服装，在舞池里笨拙而又兴奋地扭动着身体。父亲带着他，像展示一件商品一样，将他介绍给一些看似有头有脸的人物及其家属。他僵硬地笑着，机械地握手，感觉自己像马戏团里被牵出来表演的猴子。
他深刻地体会到，在小地方，所谓的“人脉”和“面子”，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无形枷锁。它编织成一张细密的关系网，将每个人牢牢地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任何试图挣脱的举动，都会被视作异类，遭到无声却有力的排斥。
就在他感觉自己快要被这种无处不在的、软性的绑架窒息时，秦雪娇的信，再次像一只穿越风雨的鸽子，落在了他的窗台。
这一次，她的信写得格外长，字迹也似乎比以往更加用力。她并没有过多谈论自己的苦闷，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层面：
“……致远，近日教学之余，重读鲁迅，感触尤深。先生笔下之‘铁屋子’，何其形象。你我如今所处之境，虽无性命之忧，然精神之困顿，与屋中沉睡之人，又有何异？近日听闻，南方有‘人才市场’之说，人可像商品一样自由选择流动，凭能力吃饭，而非仰仗关系与户口。此说于我，犹如天方夜谭，却又忍不住心驰神往。
然而，鲁迅先生亦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思忖，或许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探路者。前路必然荆棘丛生，会迷茫，会碰壁，甚至会头破血流。但若无人去走，路便永远不会出现。
有时我想，安稳或许是一种更大的风险，当我们年老回首时，会发现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一张毫无波澜也毫无色彩的苍白日历。而改变的风险，至少蕴含着创造丰富履历的可能。当然，此言并非鼓励盲目冲动。‘造舟楫’之过程，必然伴随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知与艰苦磨练。我于此间，除自学英语外，亦开始尝试向一些南方出版的文学刊物投稿，虽屡遭退稿，然每次提笔，都觉是与外界建立联结之尝试，心甚慰之。
不知你处，‘舟楫’打造得如何？可有具体之规划？盼来信详谈，你我虽隔山水，然思想同步，便如并肩同行”
读着秦雪娇的信，刘致远仿佛能看到，在江南那个潮湿闷热的夜晚，她如何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后，点灯熬油，伏在简陋的书桌前，一字一句地写下这些充满力量与思辨的文字。她的坚韧，她的清醒，她的行动力，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自己的犹豫和拖延。
她不仅在精神上与他共鸣，更在行动上走在了他的前面！ 投稿，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主动地、用自己的方式，去叩击那扇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大门了。
一股惭愧和钦佩的情绪，在他心中汹涌。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必须做点什么，立刻，马上。
他将秦雪娇的信仔细收好，然后毅然拉开了抽屉，再次拿出了那封写给夜澜的信。他看着那个空白的收信地址栏，目光变得坚定起来。
找不到深圳电台的详细地址？那就去问，去查。
第二天上班，他利用去资料室查阅文件的机会，装作不经意地向负责收发报纸和信件的老师傅打听：“师傅，咱们局里订的《广播电视报》，上面会不会有外地电台的地址信息？”
老师傅抬了抬眼皮，慢条斯理地说：“《广播电视报》？主要登节目预告，地址好像偶尔有，不多。你想找哪个台的？”
刘致远的心跳瞬间加速，他强作镇定地说：“哦，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听说深圳那边电台节目办得不错。”
“深圳？”老师傅皱了皱眉，摇摇头，“那可就远了。咱们这儿的报，估计够呛有。你得找他们那边的报纸才行。”
一线希望似乎又断了。但刘致远没有气馁。中午休息时间，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清河市区的几家邮局和报刊亭，试图寻找来自南方的报纸杂志。结果可想而知，在这个信息流通极其不便的年代，想要在北方一个小城找到一份深圳本地的报纸，无异于大海捞针。
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办公室，一种熟悉的无力感再次袭来。难道，与那个声音建立联系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被动地聆听吗？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目光无意间扫过小李桌上那台“燕舞”牌收录机，一个前所未有的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流星，骤然照亮了他的脑海——
既然写信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如果有一天，我鼓起勇气，直接拨打《星空夜话》节目的热线电话呢？
这个念头让他浑身一震，血液似乎都沸腾了一下。他记得夜澜在节目里确实公布过一个电话号码，用于听众互动。
可是打电话，这对于性格内向的刘致远来说，简直比让他写一万字的材料还要困难。他该说什么？万一紧张得说不出话怎么办？万一占线怎么办？万一接电话的不是夜澜本人怎么办？
无数的“万一”像潮水般涌来，瞬间将他那刚刚燃起的微弱的勇气火苗，浇得只剩下一点青烟。
然而，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一颗种子，落入了心田的裂缝，再也无法轻易抹去。
是继续停留在安全的、但也是停滞的“想”的层面，还是冒险迈出这充满不确定性的、却是“行动”的第一步？
打电话，这个在九十年代初对于普通年轻人而言还带着些许奢侈和神秘色彩的沟通方式，此刻对刘致远来说，却成了一道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比艰难的选择题。
他，有这个勇气，去按下那串遥远的号码，让自己的声音，穿越千山万水，抵达那个只存在于电波深处的灵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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