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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川阳翟的官道上，一辆半旧的青盖马车正驶过新绿的麦田。车帘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陶应清瘦却挺拔的侧脸。他望着道旁坞堡连绵、田垄齐整的景象，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的玉佩——那是父亲陶谦临终前交给他的，玉上刻着的“徐州”二字，此刻烫得他掌心发紧。
是的，陶谦在陶应收服李通之后与世长辞，留给陶应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徐州，据报信之人所说，死于气血上涌。
陶应用脚后跟想都知道此事定然和袁隗有脱不开的干系，但是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此时报仇，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主公，前面就是阳翟城。”身旁许褚的声音带着些谨慎，“只是……咱们徐州来的人，在颍川怕不好行事。”
陶应掀帘下车，望着远处城墙上“颍川郡”三个斑驳的大字，淡淡道：“我不是来打仗的。”
他这身素布长衫，随从不过三人，行囊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只有半部手抄的《盐铁论》。（桓宽所着，记录了昭帝时期桑弘羊和霍光关于盐铁官营的辩论，原本在魏晋时期五胡乱华后遗失。)
可刚到城门，守城的小吏见他们口音异于本地，眼神便多了几分审视：“从哪来？来颍川做什么？”
“徐州，陶应。”他递过通关文牒，“来拜访几位先生。”
城门官瞥见“陶”字，眉头一蹙：“是徐州陶恭祖（陶谦）的家人？”见陶应点头，他嗤笑一声，“陶使君倒是仁义，可是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和袁太傅相争，如今驾鹤西去。你身为其子，不在徐州操持军马支援冀州，来此作甚？”
这话像针，扎得陶应身后的许褚按捺不住要发作。陶应按住他的手，对小吏拱了拱手：“正因徐州危难，才知独木难支。颍川多贤才，晚辈是来求教的。”
城门官见他气度沉稳，倒收敛了些，却仍冷着脸挥手：“进去吧。只是提醒公子，荀家之门，不是谁都能进的。”
进城后，陶应没急着去投帖。他找了家临着街的客栈住下，每日清晨便揣着几个麦饼，去茶肆酒坊听人闲聊。颍川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绷——既有士族子弟高谈阔论“张角张梁二人对垒三中郎将”的从容，也有贩夫走卒低声议论“粮价上涨”的忧虑。
这日午后，陶应正坐在街角茶摊，听两个儒生争论“三中郎将是否能平黄巾”，忽然见街对面一阵骚动。几个流民模样的人被坞堡家兵推搡着，为首的老汉抱着个面黄肌瘦的孩童，哭求着：“行行好，给口粥吧，孩子快饿死了……”
家兵一脚踹翻老汉的破碗：“荀家的粮，也是你们这些流民能碰的？再闹就送官！”
陶应皱眉起身。陈登低声道：“主公，颍川士族规矩大，咱们别惹事。”
“他们是流民，不是贼。”陶应从行囊里摸出两串钱，递给茶摊老板，“麻烦老板，给那几位煮十碗热粥，多放些米。”又对许褚道，“去把咱们带的干粮都取来。”
他走到老汉身边，扶起他时，注意到老汉袖口绣着半个“徐”字——是从徐州逃来的同乡。“老乡，先吃点东西。”他声音放轻，“我也是徐州来的。”
老汉愣住，浑浊的眼睛里滚下泪来。
这一幕，落在了街对面二楼的窗后。一个身着素色儒衫的青年放下茶盏，对身旁的童子道：“去问问，那人是谁。”
童子很快回来：“回先生，说是徐州来的，叫陶应，说是要拜访名士。”
青年指尖在案几上轻叩，目光掠过陶应将最后一块麦饼递给孩童的背影，眸色微沉：“他就是陶谦的儿子？倒不像传闻中那般只知龟缩守城。”
他正是荀彧。陶应进城之时，他就知晓了，所以派自家之人替换了城门官。三日前，陶应托人送来的拜帖，此刻还压在他书房的砚台下。颍川士族从不轻易见外客，尤其陶应来自风雨飘摇的徐州，在荀彧看来，多半是想借颍川名望稳固局势，与那些攀附门第的诸侯没什么两样。
可方才那一幕，却让他改了些念头。
暮色渐沉时，陶应回到客栈，刚推开房门，就见一个青衣童子候在屋里。“陶公子，我家先生有请。”童子递上一张信笺，落款是“荀彧”二字。
陶应看着那两个字，唇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意。他知道，这第一步，算是踏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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