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必然的不会长久，果不其然，当贵州通电宣布“独、立”以后，贵州拥有了单独的权力之后，两派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了，原本心存各异的两派，终于在这个时候，从所谓的“政、治意见分歧”延伸成为了“政、治战略冲突”，而两派之间的关系，也从所谓的“相依为命”、“共同扶持”一转改变成为了“水火不容”的局势。.vodtw
水火不容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们两派之间相互议和了，而是将冷冲突变成了热冲突，两派之间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当然了，作为他们两派，即便是真刀真枪的打起来，也不会形成战场一般的局势，不过虽然没有战场的声势浩大，死伤惨重，却也弄得两派人之间，各有死伤，当然了，这不包含两派的核心要员，死去的都是那些当兵办事的，亦或者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两派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能被贵州的百姓所允许，而这两派人那，都是游弋于政、治之间的人物，自然与军人不同，所以他们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从而将兵戎相见下降到了相互之间的暗杀，与谋害的层次，虽然方式看起来不如荷枪实弹的战斗惨烈，但是实际，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能够动、摇两者根基的方式。
他们之前做所以没有一开的时候选择这样的暗杀、谋害的方式，其实是因为他们相互都清楚，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说白了，还是对于贵州一隅的争夺，他们都不是碌碌之辈，要说他们没有称雄全国的野心那是假话，所以他们才会相互之间不约而同的选择近似于战争那种不会动摇两派根基的方式，来进行争夺。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智慧，倒不如说是他们的油滑，因为无论他们双方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贵州的全部权利的话，那么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有可能与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国，那么一旦能够达到那样的高度的话，他们曾经的敌人，自然而然的也成为了那时的盟友助力，而且说起来，他们虽然斗得火热，但是实际都是家乡人，都是子弟兵，对内他们或许无情厮杀，但是一旦到了对外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同仇敌忾。
所以他们双方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却也是阴暗的，他们都在为了日后更长远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是因为他们都深明此理，所以他们的作为也是最恰当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如果他们相互之间仅仅有哪一方为了一隅之地，便要动摇这个贵州的核心根基的话，那么不要说是逐鹿全国了是仅仅的贵州内部的权力之争，那一方也不会胜利。
两派之间的争斗由战斗转入暗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民国元年，民国元年十二月，时任军政府东路巡按使的何麟书“奉令”讨伐“自、治社，何麟书这一举动，证明了那个时候的“宪政派”暂时性的取得了贵州的部分兵权，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如此的对“自、治社”进行这样毁灭性的行为了，不过虽然何麟书等人谋划完备，且又由何麟书亲自挂帅，但是当他的部队与“自、治社”的队伍在铜仁，正式接火之后，何麟书发现自己这一次的胜利的可能，几乎已经完全丧失了。
其实这个时候刘显世并没有醉酒，他也将戴戡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不能表态，其实不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什么，而是那个时候看贵州军政大权的不单单只有戴戡一个人，刘显世，其实也是想着要将贵州收入自己的囊的，这从他将自己的权利主动割舍，拉拢贵州军官，从而迫使戴戡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不得以的也将自己的权利稀释下去，来安抚，拉拢贵州军官这一点，能看出刘显世这个人绝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无为之辈。
刘显世主动地割舍自己的兵权，这无异于是在割自己的肉来喂饱下面的官兵，为的是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刘显世与戴戡相较的话，举一个例子吧，好像那个时候的戴戡好像是一头牛，而刘显世顶多算是一匹马，谁的权力更大，非常明显了，而如果那个时候刘显世没有选择将自己的肉割下来喂给手下的官兵，从而迫使那头老牛为了人性必须要更大力度的割舍自己的肉，从而在削弱自己的同时，也使得戴戡的权利无形与自己持平了，那么很可能刘显世根本不会有他后来的升迁了。
戴戡见刘显世如此的含糊其辞，也明白，这是他在跟自己画圈子，不过戴戡对于他这样的行为也是表示理解的，虽然他看不起刘显世，但是无论如何，刘显世也是一个游弋于政、治之多年的人物了，所以想要凭借自己一句话，让刘显世痛快的答应下来，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刘显世直接答应了下来，那才叫人感到怪那。不过这一次，倒是戴戡想错了，其实刘显世的含糊其辞，并不是因为他想要为自己争取权利，而是刘显世那个时候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区分，所谓的护军使与警备总司令之间的权力的高低，他是因为这一点才含糊其辞的，并不是为了从戴戡手获取更大的利益。
两个人有关权力的对话，仅有这么一点，总体而言，这场所谓的“家宴”还是非常顺利的，分为也非常的和谐。家宴结束后，刘显世告别了戴戡后，喝了一肚子酒的他并没有直接的回到家里休息，而是直接的赶奔自己的军营，到达军营之后，直接的“擂鼓聚将”，当着自己的心腹面前，讲述出了自己与戴戡之间的对话，他想要询问他们的意见，看看自己要不要接受这个警备总司令的位置，从而放弃护军使的职位。
王华的改变，刘显世当然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怎么说那，毕竟两人之间存有亲属的关系，所以他还是相信王华的。
刘显世这个人那，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但是这不表示刘显世这个人不能够做一些机谋，刘显世故意的向戴戡表现的自己对于王华与他之间的联系完全不知情的样子，而且还找了一个机会，将一本不知名作家的言情小说，送给了戴戡，戴戡见此，以为刘显世全然不知自己与王华之间的交际，所以他欣然的接受了那本小说，而且回去细心的品读，当然了，刘显世肯定不会白白的送给戴戡一本小说的，而且怎么说那，刘显世送给戴戡的小说其实也是残本，至于为什么是残本其实这件事那，与刘显世之前的行为有所关系，因为这本小说的作者，在一九一二年在人称“二二事件”的问题，遭到了屠杀，这本小说显然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作者已死，但是为什么刘显世还要将这本小说送给戴戡，这还要从这本残片小说，去寻找。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但是小说虽然结束了，可是刘显世的用心已经非常明确了，这是一个圈套，或者说，这是一个精神圈套，至于为什么这么说，想来大家必然的能够从小说看得清楚明白，不然的话，刘显世也不会从众多的小说，单单挑选出这样一本来作为礼物送给戴戡了。
不过显然的戴戡陷入到了这个圈套，而没有能够正确的分析局势，他自以为得到了王华的支持，或者说，王华已经按照他的理想的状态而改变了，而且他也想方设法的将袁祖铭从贵州暂时调离了，他以为仅仅凭借刘显世现在所拥有的部下，本根不能够与自己相争斗，但是他万没想到，在自己享受着小说的同时，刘显世的几步棋，已经将他逼入了一个困境当去！
宪政派因为何麟书的战败，从而使得其在贵州的政、治舞台，失去了往日的色彩，虽然在贵州内，尚有一定的决策权，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得来的部分权利，白白的交还到了自、治社的手。这样的局势下，虽然宪政派没有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贵州的影响力，发生了质的改变，而且如果能够给自、治社足够的时间的话，那么宪政派或许真的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到这样的局面逐渐形成的时候，刘显世竟然突起异军，一下在将贵州的军、政大权独揽于手，并且将两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乱，直接的将两派之根基混于一潭，并且告诫他们亦或者是说通过一些途径从而使得两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贵州的政、权兵权已经与他们无关了，而且刘显世还明确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从这个时候开始，同心协力的辅佐他，毕竟此时贵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刘显世的话虽然看似平常，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专门研究政、治的人精来说，这些“平常话”已经足以告诫他们应该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们会如何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其余的一切，都显得无力，更何况，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证的话，那么一切还不都是虚幻的吗？
所以两派人自然而然的归附到了刘显世的麾下，而且刘显世这个人怎么说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这从刘显世的一系列行为能够看得出来，刘显世在政、治倚重何麟书、郭重光、熊范舆、张协陆等人为首的“耆老会”成员，这一系列的成员也被称之为“老旧派”。
而在军事方面那，他则是倚重其外甥、黔军总司令王华及手下将领袁祖铭、张云汉、何应钦、谷正伦等人，以及部分耆老会与宪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组成军事建制，从而彻底的将贵州的军权以及政、权实际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耆老会的众人，在思想颇为老旧，趋于保守，主张“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国其它势力及思想染指贵州，奉行地方保护主义。此前，何麟书在铜仁被困时，孙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调解。两代表调解未果，赴贵阳途，在凯里炉山被害，而至于到底是什么将这两位不辞辛劳，前来调解的要、员弃尸荒野却不得而知，成了所谓的“无头公案”。
何麟书从此即背“瓜田李下”之嫌。民国政、府基于贵州“耆老会”所持政治态度，主观臆断贵州“旧派”有害两代表之动机。当然了，这是不准确的，但是基于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实，所以他们这样看待老旧派的问题，也无不可。
而之所以两家之间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实际跟一个词是息息相关的，那是“妥协”。什么叫做妥协，正解为以独、立为前提、以底线为原则的适当让步。而因地制宜，事论事的话，亦或者是参考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等若干的层面来看的话，适当的让步，也可以继续下降为无限制的让步，只要能够形成统一，那么可以无限制的让步，当然了，则必然是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如果仅仅只有一方如此，而另一方却依旧不肯松动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妥协”将会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局面。
双方的妥协再一次加大了两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且他们的演戏的功夫也真的到家，不然的话，自治党人那些用于监视他们两派之间关系的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然破裂，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而要不是这样的“不死不休”的程度，由怎么会出现后来的，“两派为求生存，从而相继的开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希望自治党能够支持自己方面，打压对手”的局面那？而要不是这样的局面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又是如何的将利益关系渗透到那个密不透风的自治党内，是他们之间因为不同的利益目标而出现间隙，到最后分崩离析的那？
一切都是因果关系所导致的，而且说起来，两派之人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可谓是煞费苦心，但是他们的付出到最后使得他们得到了回报，那么这是值得的，假如要是他们安排布置一番，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反而非但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陷入了自治党的全套的话，那么恐怕他们要悔恨着死去了，那些耆老会的老家伙恐怕也会被气的一口气不来把自己闷死！
唐继尧对贵州的屠杀还未结束，因为自、治、党的主要领导、人尚未“伏法”，所以这个时候，唐继尧毅然决然的决定，务必将赵德全等人，尽数找出，而后从以他口所谓的“严法”。
赵德全字纯臣。襄阳人。二十岁入清军鄂军，充排长。1904年调贵州新军，任队官。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与彭景祥等秘密串连兵士，相机发难，被推为新军临时代表。11月3日，陆军学堂学生首先起义，推杨荩诚为都督，他为副都督，领兵入贵阳城。不久，杨率师北伐，他代都督。1912年2月2日，立宪党人发动政、变，举赵德全任都督。
也是说，现在自、治、党实际意义的最高领导人，是赵德全，而除了赵德全以外，实际，自、治、党、的主要人士还有钟昌祚、许阁书、李永泰等人。
这样的言辞，这样的章，可以说，已不再是单单针对唐继尧亦或是蔡锷两个人的了，实际这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滇军对于滇内军民的一种侮辱，或许假如要是许阁书没有这样写，在章的用词更为委婉一些，没有如此激烈的话，或许蔡锷在那个时候，可能下令将唐继尧的部队调回云南，毕竟，许阁书说的没错，虽然对于唐继尧的行为，蔡锷并没有公开的表示支持，可是谁都知道，要是没有得到蔡锷的默许，他唐继尧又怎么可能带着这么多的部队，离开云南那？
要真是能够随意的带走这么多的部队的话，那岂不是反了吗？还有是如果不是蔡锷默许的话，唐继尧真的瞒着他带走了这么多不对的话，那么不要说蔡锷发现之后会如何，是把手边境的部队，也绝不会任由唐继尧将部队带出了云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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