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朱元璋统一天下重塑汉族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并提到加强文化自信有助于避免亡国灭种。
每当后人提及明朝，都会觉得很奇葩。对于明朝，人们印象中只有“不爱上朝的皇帝”及“残害忠良、一手遮天的太监”，但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明朝皇帝们各个都与众不同，性格鲜明得奇葩。
其中的六个皇帝尤其个性奇倔，各有其独具特色的统治铁腕或人格痼疾。在明朝276年历史中，明朝在这六个奇葩皇帝的统治下，国家政治体制、内外政策的确立、实施及流程一变再变，反应出了以明朝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国运演变，剖析了明朝“开局一个碗”和“结尾一根绳”的逻辑。
这六个明朝皇帝的事迹，分别是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紫禁城建造者明成祖朱棣、游龙戏凤的男主角明武宗朱厚照、修仙的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不爱江山却爱木工的明熹宗朱由校、以及因过于勤政而亡国的明思宗朱由检（即在煤山上吊自杀的崇祯皇帝）。这六个明朝皇帝的人生经历说明了“天道”不及“定数”。
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不仅文治武功了得，而且还很有统治手腕，如“大兴文字狱”。虽说大明朝堂如同集市般热闹，朝臣之间意见不合可以互怼，而皇帝老子也乐得看官僚内部互相争斗，觉得不会让官僚们联合起来抗衡自己的皇权，但朱元璋有时候也会在意玩弄文字游戏，因为他出身地位，内心敏感。
据说，野史中有一些故事，说是朱元璋最忌讳被提旧事，因为他以前不仅做过和尚、乞丐而且还起兵造反，所以一听到“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或者同音字，就不高兴了，以为是在讽刺自己，就要杀人。
然而，也有史书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自己贫寒的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在平常，他更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来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估计是家丑不外扬。其实是自己可以说，别人说不得。
为此，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目的就是暗中监视哪些人在故意说自己的“丑话”和“坏话”，并将锦衣卫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专事刺探、侦缉、告密，且可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虽然朱元璋后期发现锦衣卫做坏事太多而将其废除，但后来被明成祖朱棣恢复。
此外，朱元璋尽杀开国元勋，也是为了稳定老朱家的强势地位，避免自己百年后造成孙子大权旁落。
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文臣，除少数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能得善终者似乎仅汤和一人。事实上，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布衣出身的皇帝，登基后与当初一并起义的兄弟手足相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毕竟从社会底层杀出重围者，其心理扭曲程度无法形容。
朱元璋诛杀大臣的后果就是继任者无人可用，最后导致“建文帝”朱允炆被四叔“燕王”朱棣轻松夺取了皇位。也许，这是朱元璋做梦也没想到的。不过，既然皇位由孙子传回儿子，仍在老朱家手里也无所谓了。
与此同时，朱元璋 “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 朱元璋对官吏极其残酷，最着名可能就是贪污达到60两白银就要被剥皮揎草的规定，这反映了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不信任，并极端仇视贪官污吏。
但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使老百姓得利受惠。由此可见，朱元璋是“独夫”而不是“民贼”，即使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却也没有做出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
但是，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地想要证明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却被事实彻底否定了，因为他的儿子篡夺孙子的皇位，而玄孙轻敌冒进致败军覆师，还做了俘虏。
其实，明朝自“洪武帝”朱元璋开国以来(西元1368年在江苏南京称帝)，至“宣德帝”朱瞻基当政，已经前后延续了5代。中间除了“建文帝”朱允炆因为强行削藩，动了其四叔“燕王”朱棣的“奶酪”，让后者在恼怒之下起兵造反，并被朱棣借“靖难之役”强行推翻并取代之外，其他皇帝基本上也还算是个个都有所作为的。
首先，朱元璋在江苏南京称帝后，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接着发兵北伐，用武力推翻了蒙古人建立的“大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为“大明帝国”以后的岁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乃有目共睹，不必多说。
“燕王”朱棣在成功夺权上位后改年号为“永乐”，并在位期间继承其父朱元璋“八征漠北”而“五征漠北”，并全力支持郑和五次下西洋，促进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和友谊，固化了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号称“成祖”的朱棣也完成了以“礼部尚书”兼“首辅大臣”解缙为首编撰《永乐大典》的工作。
解缙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亲自主持了《永乐大典》的编纂工作，这也是解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作为编写此书总负责人的解缙，他白天参与朝政议事，晚上参加修纂，统领全书，孜孜不倦。
解缙学识渊博，才华卓着，领导3000纂修人员得心应手，并且亲自翻阅资料，查检经典，认真补写、勘校无错。经过四年的通力合作，书稿在永乐五年（西元1407年）11月编辑就绪，由朱棣亲自撰写序言。
这部卷帙浩繁规模庞大的类书计有卷，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册，共3亿7千万字，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医学、工技、农艺、志乘等各类着多达作七八千种。
《永乐大典》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被誉为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解缙除了主编纂《永乐大典》之外，他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并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解缙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书法、散文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才气横溢，下笔不能自休，尤工五言诗，现存诗五百余首。他的古体歌行，气势奔放，想象丰富，逼似李白，而律诗绝句，亦近唐人。他又擅长书法，小楷精绝，行草皆佳，用笔之精妙，出人意表。
他的着作有《白云稿》、《东山集》、《太平奏疏》等 。现留存下来的有《解文毅公集》十六卷及《春雨杂述》一卷，《古今烈女传》三卷。解缙学识渊博，才华卓越，为官清正，建树颇多，尤其在文化方面做出了极为有益的贡献。解缙是历史造就的一代“风流”，又是专制毁灭的一大“英才”。
解缙生于西元1369年，卒于西元1415年，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为后世江西吉水县文峰镇人。解缙自幼颖悟绝人，又受父母的良好教育，年少才盛。5岁时，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7岁时，能赋诗且有老成语；10岁时，日诵数千言；13岁时，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世称其“神童”。
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成绩最优，名列榜首。次年赴京都会试，文章评论时政头头是道，博得主考官好评，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内阁首辅）、右春坊大学士，参预机务。
解缙有治国安邦之才。他初入仕时，就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显示了他的正气和才干，甚受朱元璋宠爱，常奉伺左右。朱元璋常称赞解缙“有经帮济世之才，治国平天下之略”。
到了永乐元年（西元1403年），太宗成祖朱棣登基， 擢解缙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共入“文渊阁”参预机务，并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
这时，“明太宗”（成祖皇帝）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但皇帝的宠爱改变不了解缙刚正不阿且坚持正义的气节，因为对不合礼仪之事，他还是要反对的。
因此，解缙在朝时，以贤德论士，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他屡次上疏，针故砭弊政，弹劾奸佞小人，由此导致他一生坎坷，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贬谪，直至因朱棣立太子事得罪汉王，才被迫害致死。
其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宗族都被流放到辽东。后来，到了成化元年（西元1465年），“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才为解缙平反昭雪，并恢复官职，而且还追赠“朝议大夫”，赐谥号“文毅”。
几百年来，解缙“才名煊赫，倾动海内。俗儒小夫，谰言长语，委巷流传，皆藉口解学士”。这也正是当时的人们崇敬和怀念解缙的最好方式，因为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敢当面指出朝政利弊，据理力争。
“洪熙帝”朱高炽乃朱棣长子，体态臃肿，走路微瘸，行步时要人搀扶，形象欠佳，不受父亲朱棣待见。让朱棣一直想废长立幼，却因解缙苦口婆心劝说才未另立太子。但这位皇帝绝对是位宅心仁厚之君。
朱棣在位时，为巩固“靖难”政权，杀人无数，对侄子“建文帝”以及一帮旧臣残酷杀戮，有的甚至被灭了“十族”(方孝儒语)。朱高炽继位后改年号为“洪熙”，是为“明仁宗”，下旨拨乱反正，凡在“建文一朝”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平民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自行耕种，以便安居乐业。
“明仁宗”朱高炽还问这些大臣有无后人，后人有官位者恢复官位，无官位者发给抚恤！同时，朱高帜当着满朝文武大臣感叹道：“建文帝时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儒这一类人，也都是忠臣啊！”
由此，“忠臣”一词应当是不分君主也不分正反方向的。朱棣当政时，那些严格执行朱棣政策、法令、忠心不二的大臣们，对朱棣来说就是“忠臣”。
同样的道理，“明惠帝”朱允炆执政时期，那些严格执行朱允炆政策、法令、忠心不二的大臣们，对朱允炆来说也都是“忠臣”，只是所效忠的君主不同，所执行命令的对象不一样罢了，无关乎谁对谁错！
“明仁宗”朱高炽应了常人说的那句话，“好人不长命”。由于身体有毛病，因此，朱高炽只做了十个月皇帝，便于洪熙元年(西元1425年)5曰29日就驾崩了。
“明宣宗”朱瞻基是朱高炽的儿子，年号“宣德”，也是一位仁厚之君，但在位时间太短，年仅38岁就因积劳成疾驾崩，否则或改写历史。他对叔叔朱高煦篡权造反，多次忍让，只是把他囚于牢狱，以示惩戒。
至于“汉王”朱高煦最后还是被杀，那是因为他自己作死，一直想学他老子朱棣试图篡位，于是被囚于牢中反省，却还在侄子去看望他时，趁机绊脚妄图摔倒侄子。要知道历代封建王朝，皇帝对于敢于造反之人，不管何人，那怕是太子、王爷，决无忍让，一律杀无赦！故此，朱瞻基真算得上是一位仁慈的皇帝。
郑和下西洋总共有七次，前五次是在朱棣当政时实现的，但也只是去了东南亚一带国家，这已经够壮举了。而后两次则是在朱瞻基当政时期完成的，因为这两次下西洋走得更远，不仅到了印度，还到了东非海岸诸国，甚至还到了伊斯兰圣地——麦加。而作为“回教徒”的郑和（马三宝），还亲自去“天方”朝圣了！
朱瞻基上台之初，经常去民间私访。有一次他经过田间地头，看见直不起腰的老农在地里干活，便过去问他们为何如此辛勤劳作？老农回答：“我们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才能收稻谷。如果任何一个时侯偷懒，这一年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连田租也缴不起。还要养活老婆、孩子，因此只能每天不停地干活”。
朱瞻基又问：“那你们冬天可以休息了吧？”老农回答：“冬天的时侯，官府的徭役就派下来了，我们还得出力去筑路，架桥，修水利呢……”
此次“微服私访”，让朱瞻基感触良多，回到宫中后，连夜写了一篇诏文，并将以上经历大意描述了一番，最后动情地对大臣们说道：“百姓们如此辛苦才能谋生，而我们怎能不爱惜民力啊？！”
纵观以上几位帝王，虽然朱元璋、朱棣两位皇帝杀人太多，都是想让大明王朝能顺利地传承下去，不得不使用的一些极端手段，似乎可以理解。后几位帝王善待大臣，关心民间疾苦，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使国家秩序趋于平稳，百姓安居乐业。是故，古人云“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其功劳或许更胜于前者。
他们都是明朝国祚和社稷的操心者，推动了明朝历史前进，对明王朝来说，都是正能量，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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