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的生活有它自己的节奏，一种单调、重复、不容改变的节奏。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整理内务，吃早饭，劳动，学习，吃午饭，继续劳动，吃晚饭，集体活动，熄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被分配到了印刷车间，负责操作一台老式印刷机。机器轰鸣声中，时间变得模糊，只有墙上日历一页页翻过，提醒着我外面的世界仍在转动。
入狱第三个月，我收到了父亲的第一封信。信很短，字迹歪歪扭扭，说他身体还好，叫我不要担心，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泪水打湿了信纸。我知道，父亲的身体不可能“还好”，他年轻时在矿上工作落下的肺病，随着年龄增长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没有回信。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能写什么。告诉他在监狱里我学会了按时起床、整理床铺、操作机器？告诉他我每天夜里都会梦见叶尘倒下的样子？告诉他我后悔了，不是因为被抓，而是因为毁掉了两个家庭？
不，有些话永远说不出口。
印刷车间的组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周，因经济犯罪入狱，已经服刑八年。周组长话不多，但做事公正，对新手也耐心。他看出我状态不对，有次休息时递给我一支烟——监狱里香烟是硬通货。
“抽一支，放松放松。”他说。
我摇摇头：“不会。”
“学学，在这里，抽烟是少数几种享受之一。”他点燃自己的那支，深深吸了一口，“你是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杀人。”我低声说。
周组长点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或鄙夷，这让我稍感安慰。监狱里最忌讳打听别人的罪名，但印刷车间就这么大，消息总会传开。
“刑期不短吧？”他问。
“十五年。”
“还年轻，出去才四十岁，还有半辈子。”周组长吐出一口烟圈，“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我原来判十二年，现在只剩两年了。”
我沉默着。十五年，出去时我已经四十岁。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外面的世界不知变成什么样，而我除了在监狱印刷车间学到的技能，一无所有。
“想开点。”周组长拍拍我的肩膀，“每个进来的人都有后悔的事，但后悔没用。你得向前看，想想出去后要做什么。”
出去后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从未想过。来上海前，我想的是多赚钱，让父亲过上好日子。现在，这个梦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劳动改造之外，监狱还组织学习课程。我报名参加了高中文化课补习和计算机基础培训。学习让时间过得快一些，也让我暂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有时我会想，如果三年前我有机会学习这些，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答案是无解。人生没有如果。
入狱第一年的春节，监狱组织了联欢会。犯人们自编自演节目，虽然简陋，但气氛热烈。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台上一个小伙子用纸板做的吉他弹唱《故乡的云》，突然泪流满面。
我想家了。不是上海那间潮湿的出租屋，而是老家那栋冬天漏风、夏天闷热的老房子。想父亲做的臊子面，想村口那棵老槐树，想小时候在河里摸鱼的夏天。
联欢会结束后，我回到监舍，从枕头下拿出父亲的照片。那是他五十岁生日时拍的，头发还没全白，脸上有笑容。我轻轻抚摸照片，低声说：“爸，对不起。”
那天夜里，我又梦见了叶尘。梦中的场景不是那条昏暗的巷子，而是我们的出租屋。叶尘在厨房煮面，转头对我笑：“陈哥，吃饭了。”
我走过去，看到他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鲜血染红了围裙。但他似乎毫无察觉，仍然笑着递给我一碗面。碗里不是面条，而是一团纠缠的数据线，像蛆虫一样蠕动。
我惊醒了，浑身冷汗。同监舍的老李也被我吵醒，嘟囔了一句：“又做噩梦了？”
“嗯。”我低声回应。
“正常，刚进来都这样。”老李翻了个身，“睡吧，明天还得干活。”
我躺回去，睁着眼睛直到天亮。叶尘的脸在黑暗中浮现，不是死时惊恐的表情，而是我们刚合租时他友善的微笑。那时他会在我加班晚归时留一碗热汤，会在下雨天帮我收衣服，会在我感冒时去买药。
人怎么会变得那么快？或者，他一直都是那样，只是我没有看清？
心理咨询是监狱的常规项目，每两个月一次。我的咨询师姓吴，四十多岁，说话温和，从不评判。
“你最近还在梦见叶尘吗？”吴老师问。
我点点头。
“梦中的他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了想：“有时是死时的样子，有时是活着时的样子。最近一次...他在煮面。”
“煮面？”吴老师记录下来，“这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我们刚合租的时候。他其实...不全是坏的。至少一开始不是。”
吴老师点点头：“人都是复杂的，很少有人纯粹是好人或坏人。叶尘欺骗了你，伤害了你，但这不意味着你们之间所有的互动都是虚假的。”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他一开始就想骗我，为什么还要对我好？”
“可能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动机。”吴老师放下笔，“也许最初他是真心想帮你，后来发现了容易赚钱的方法，逐渐滑向了欺骗。也许他从开始就在计划，但过程中产生了真实的情感。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知道另一个人的内心。”
这番话让我思考了很久。如果叶尘不是纯粹的恶魔，那我呢？我是受害者，但也是杀人犯。我是被逼无奈，但也是有预谋的复仇者。善恶的界限，原来如此模糊。
入狱第二年，我获得了第一次减刑机会，因为劳动表现突出和认真学习，刑期减少三个月。父亲来信说，他存了点钱，等我出去后，我们可以开个小店。他说老家现在发展也不错，不比上海差。
我仍然很少回信，但开始攒钱。监狱里劳动有少量报酬，虽然微薄，但积少成多。我想，出狱后至少不能让父亲养我。
第三年春天，周组长刑满释放。临走前，他找我谈话。
“陈默，你还有十二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他说，“我观察你三年，你本质不坏，只是一时冲动。记住，监狱可以关住你的身体，但不能关住你的心。别让这地方把你毁了。”
“我该怎么做到？”我问。
“找点有意义的事做。”周组长说，“不光是劳动和学习，而是真正能让你感到活着的事。对我来说，是读书和写信。我在这里读了三百多本书，给女儿写了二百封信。虽然她很少回，但我知道她在看。”
周组长走后，我开始学画画。没有老师，就自己摸索。最初画得很差，但慢慢地，我能画出记忆中的风景：老家的山，村口的河，父亲的脸。
画画时，我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忘记了自己在监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痛苦。只有纸、笔和要表达的图像。
吴老师看到我的画，建议我参加监狱组织的艺术疗法小组。在那里，我认识了其他有类似经历的犯人。我们都不谈论自己的罪名，只谈论色彩、线条和构图。在这种奇特的平等中，我感到了久违的平静。
第四年，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叶尘的母亲想见我。
最初我拒绝了。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对不起显得苍白，解释显得推卸责任。但吴老师劝我考虑。
“她失去了儿子，需要某种了结。”吴老师说，“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她。”
最终我同意了。会见室很安静，叶尘的母亲是一位瘦小的老人，头发花白，眼睛红肿。她看了我很久，才开口：
“我儿子...他是个骗子，我知道。”她的声音颤抖，“他从小就不诚实，偷同学的钱，骗老师的假条...我管教过，打骂过，都没有用。但他罪不至死啊...”
我低下头：“对不起。”
“我不是来听对不起的。”老人擦擦眼泪，“我只是想知道，那天晚上，他痛苦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刺进我心里。我回想起叶尘倒下的瞬间，他眼中的震惊，他喉咙里发出的声音...
“很快。”我撒谎了，“他没有受太多痛苦。”
老人点点头，似乎得到了某种安慰。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他最后有说什么吗？”
“没有。”我说，“一切发生得太快。”
这是实话。叶尘没有遗言，没有忏悔，没有求饶。他的生命在震惊中突然结束，就像被掐灭的蜡烛。
会见结束时，老人站起身，深深看了我一眼：“我不会原谅你，但我也不想恨你。恨太累了，我已经累了。”
她走后，我在会见室坐了很久。狱警来催了几次，我才慢慢站起来，走回监舍。那天晚上，我画了一幅画：一个老妇人站在墓前，背影瘦小孤独。画完后，我把它撕碎了。
第五年，父亲去世了。
消息是堂哥来信告知的，说父亲肺病恶化，住院一周就走了。走前很平静，只是反复说：“告诉默默，好好活着。”
我没有哭，甚至没有感到悲伤，只觉得一片空白。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人走了，而我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连葬礼都无法参加。我给父亲写的那些从未寄出的信，如今再也没有收信人了。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父亲。梦中的他还是年轻时的样子，在矿上工作回家，满身煤灰，但笑容灿烂。他摸着我的头说：“默默，爸爸今天发工资了，给你买糖吃。”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大片。同监舍的老李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我一支烟。这次我接过来，学着他的样子点燃，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慢慢来。”老李说，“第一口都这样。”
我学会了抽烟。烟雾缭绕中，痛苦似乎变得模糊了一些。
父亲去世后，我失去了与外界最后的联系。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感到更加孤独，反而有一种奇特的解脱感。现在，我真正孑然一身，无所牵挂，也无所期待。
我更加投入到画画中。监狱方面注意到了我的才能，允许我参加更高级的艺术课程，甚至为我举办了一次小型画展——当然，只在监狱内部。我的画主题渐渐变化，从回忆家乡，到描绘监狱生活，再到抽象的内心世界。
第七年，我获得了第二次减刑，刑期减少一年。现在，我还有六年。
吴老师退休了，新的心理咨询师更年轻，更有理论水平，但总隔着一层。我仍然定期参加咨询，但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需求。
第八年，印刷车间来了个新犯人，小张，才二十三岁，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五年。他情绪不稳定，经常与其他犯人冲突。有次我见他躲在角落里哭，走过去递了支烟。
“滚开！”他吼道。
我放下烟，坐在不远处，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拿起烟，抽了起来。
“你为什么进来？”他问，声音仍然带着敌意。
“杀人。”
他似乎有些惊讶：“你看着不像。”
“什么样的人像杀人犯？”我问。
他答不上来。我们沉默地抽完烟，各自回去干活。后来，小张偶尔会找我说话，问我监狱里的规矩，问怎么适应。我尽量回答，但提醒他：“我的路走错了，你别学我。”
“那你后悔吗？”他问。
我想了很久：“后悔杀人，但不后悔揭穿骗局。只是方法错了，大错特错。”
第九年，我开始写东西。不是日记，而是故事，基于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我写了陈默和叶尘的故事，但给了他们不同的结局：陈默发现真相后没有杀人，而是收集证据报警；叶尘被捕后忏悔，出狱后重新做人。
写作和画画一样，是逃离现实的方式。在故事里，我可以改变过去，可以给予救赎，可以想象不同的人生选择会导向怎样的未来。
第十年，我的画被选送参加全市监狱系统艺术展，获得二等奖。颁奖典礼在监狱礼堂举行，我作为获奖者发言。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穿着同样囚服的听众，我一时语塞。
“我画的是救赎，”最终我说，“但救赎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找的。我还在找。”
台下沉默了片刻，然后响起了掌声。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缓慢、沉重、理解的掌声。
第十一年，小张刑满释放。临走前，他感谢我这几年的帮助。
“陈哥，出去后我会好好做人。”他说，“你也是，还有四年，很快的。”
我点点头。四年，确实很快，比我预期的十五年快多了。但出去后做什么，我仍然没有答案。
第十二年，监狱改革，引入了职业技能认证项目。我考取了印刷中级工证书和计算机操作员证书。这些证书在监狱外也许不值钱，但至少是一种证明，证明我没有完全虚度光阴。
第十三年，我获得了第三次减刑，刑期减少十个月。现在，我还有两年零两个月。
时间越来越近，焦虑却越来越强。外面的世界变了多少？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共享经济...这些词我听狱警和新闻里说过，但具体是什么，我毫无概念。我会不会像个原始人一样，无法适应社会？
吴老师已经退休多年，但还偶尔来信。他在最近一封信中说：“恐惧是正常的，但别忘了，你比十三年前成熟多了。那时的你冲动易怒，现在的你学会了思考和忍耐。这是监狱给你的唯一礼物，别浪费它。”
第十四年，我开始规划出狱后的生活。老家回不去了，父亲不在了，房子也卖了。上海太大太贵，我负担不起。也许可以去二三线城市，找个印刷厂或工厂的工作，租个小房间，重新开始。
很卑微的计划，但对我而言已经足够。
第十四年六个月，监狱组织了“重返社会”培训，教我们怎么写简历，怎么面试，怎么使用智能手机。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智能手机，屏幕的触感陌生又新奇。年轻的培训老师耐心教我基本操作，就像教一个孩子。
“出去后买个便宜的先练手，”老师说，“熟练了再换好的。”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个年轻人比我小十几岁，却在我面前像个老师。时间在我身上停滞了十多年，而世界已经飞奔向前。
第十四年九个月，我完成了最后一幅大型作品：《通道》。画中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端是黑暗，一端是光明，一个人影走在中间，影子被拉得很长。这幅画花了我三个月时间，是我在监狱的告别之作。
第十四年十一个月，我开始收拾个人物品。除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品，我只有一沓画作、一叠写作稿、几本证书和父亲的照片。东西少得可怜，装不满一个手提袋。
出狱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熟悉的硬板床上，听着同监舍的鼾声，我突然感到不舍。这个我恨了十四年的地方，这个剥夺了我自由的地方，如今却给了我一种扭曲的安全感。在这里，一切有规律，有边界，有明确的规则。外面的世界，充满未知和不确定。
天快亮时，我终于睡着了，梦见自己站在监狱大门外，看着铁门缓缓关闭。我想回去，但门已经锁上。我转过身，面前是一条宽阔的马路，车流不息，人群匆匆，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我醒了，浑身冷汗。老李已经起床，正在整理床铺。他今天也要出狱，比我晚一周。
“紧张？”他问。
我点点头。
“正常，我上次出去也这样。”老李说，“但记住，自由是好的，无论多难适应。”
早晨七点，狱警叫到我的名字。我最后一次整理床铺，拎起手提袋，跟着狱警走出监舍。走廊两旁的房间里，熟识的面孔从窗口看我，有人挥手，有人点头，有人面无表情。
手续办了半个小时，签了各种文件，领回了入狱时的个人物品：一套旧衣服，一个钱包（里面还有二十三块钱），一块停了十四年的手表。
“出去后好好做人，别再回来了。”狱警说，递给我释放证明。
我点点头，换上来时的衣服。衣服已经发黄变小，穿在身上紧绷绷的，像孩子的衣服。
最后一道铁门打开了。我深吸一口气，走了出去。
阳光刺眼，我抬手遮挡。监狱外的空地上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马路通向远方。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往哪走。
手提袋里的东西很轻，但我感到沉重。十四年的重量，一个人的生命，无尽的后悔，渺茫的希望，都装在这个袋子里。
我迈开脚步，沿着马路慢慢走。没有回头，因为回头没有意义。
前方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还在走。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关于梦游、欺骗、冲动和救赎的故事。我杀了一个人，付出了十四年自由。我后悔吗？是的，每一天。
但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只有继续向前的路。
而路，还在脚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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